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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早在东汉的王充《论衡·须颂》就说《尧典》为孔子的鸿篇，可视为是“春秋战国说”遥远的先声。到上个世纪初，顾颉刚先生在1923年作《尧典皋陶谟辨伪》一文(载《古史辨》第一册)，举出八个方面的证据，论证《尧典》和《皋陶谟》的晚出。《尧典》等篇的时代问题随即成为当时的热点。对“古史辨”的成果，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评价：“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即《尧典》、《皋陶谟》和《禹贡》——引者)的写定归之于春秋和战国的时候。” ②这样的说法，前人也早就提出过，如王国维《古史新证》就说：“《虞夏书》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王国维的说法基于他对“二重”文献的熟稔，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因他只是简单一提，语焉不详，故今人信从者少。 ③夏含夷《古史异观》，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页。 ④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210页。另外，马银琴博士《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的西周部分，也有类似的说法。 ⑤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3—45页。 ⑥张西堂《尚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198页。 ⑦此处金文采用的是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新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的释文。 ⑧此篇铭文中“三百锾”的“锾”，从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3、310页)的说法。 ⑨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就对张西堂关于《吕刑》的论证提出过反驳，可参看。 ⑩夏含夷《古史异观》，第322—323页。 (11)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4页。 (12)姚炳祺《“其”字的早期用法》，《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 (13)江林昌《  铭文的学术价值综论》，《华学》第六辑。(14)《诗经》西周中期作品的考证，见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第六章(第163—210页)的考证。 (15)此处断句，依杨筠如《尚书核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6)这还是以李学勤先生的铭文为据统计，而李先生的断句也不是没有可商榷处。例如“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一句，若参照《吕刑》“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的句例断，就当断成“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若这样断，四字句还得多。其他学者就有这样断的。 (17)在《朱子语类》卷七八《尚书一·纲领》中，朱熹就说《尚书》中的一些篇章是较随意的“书简说话，杂以方言”。今人顾颉刚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的《〈尚书·大诰〉今译》的摘要中又写道：“只有《周书》，绝大部分是当时史官的记载……但这些文字固然真了，困难也就随着袭来，因为周民族起于渭水流域，说的是一口陕西方言，史官忠实记录了下来，固然在千难万难之中幸而保存到现在，却不容易让人们读懂。”此外，刘起  《尚书学史》、钱宗武《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等也都谈到了《尚书》篇章有岐周方言存在的问题。(18)李学勤《新出土青铜器研究》，第113页。 (19)此处所引用《史墙盘》文字，依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新出土青铜器研究》，第73页)一文的隶定。 (20)顾颉刚、刘起  《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5页。(21)《作册令方彝》等所谓“作册令诸器”，过去都认为是昭王世之物，李学勤先生最近提出，《作册令方彝》、《作册令方尊》铭文所记为周穆王元年之事(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6页)。 (22)此处铭文依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的隶定文字。 (23)此处铭文依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126页)的隶定文字。 (24)此处铭文依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140页)的隶定文字。 (25)关于《商颂》的创作年代，王国维《说商颂》(《观堂集林》卷二)言“盖作于宗周中叶也”，并举若干《诗经》的语词为证，是可信的说法。笔者有《〈商颂〉作于“宗周中叶”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证明王国维的说法。 (26)最早发现西周中期各种变化的是陈梦家和唐兰先生。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唐兰先生金文论集》)一文，就注意到西周中期在农业经济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陈梦家《西周青铜器断代》“共王铜器”一节，则从“右者”和“王若曰”代宣王命等多方面，讨论了西周礼制的变化。此后研究西周中期礼制变化最突出的是刘雨先生的研究。他在《西周金文中的“周礼”》(《燕京学报》新3期)一文中说：“观察西周金文，周初述及的礼制多沿袭殷礼，而周礼多数是在穆王前后方始完备。”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论射的礼仪化过程》一文中也说：“到西周中期……是周王朝新的礼仪体系的确立时期。”(《西周文明论集》，第190页)此外，英国学者罗森在其《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一文中，也提出了“礼仪革命”的问题。日本学者白川静在其《西周史略》(中译本)中对昭穆时期的各种变化也多有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