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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惟时”的语例一致。此其一。还有，《吕刑》有“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句，而《尧典》则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惟”字组成的语词，两者如一。此其二。在《吕刑》与《尧典》之间，还有一个现象不可不提，那就是都好用带“五”字的词：《吕刑》带“五”字的词语有“五虐”、“五刑”、“五辞”、“五罚”、“五过”和“五极”等，《尧典》更多，计有“五典”、“五瑞”、“五礼”、“五玉”、“五刑”、“五品”、“五服”、“五流”、“五宅”等。其中《尧典》“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几个概念，还与《吕刑》“五刑”、“五罚”一样，都是刑法概念。如此喜用“五”字词语，若不是两篇文献时代相近，还能做怎样的理解?此其三。语词的相似，还有“寇贼奸宄”一词，是用来描写社会犯罪现象的。此一语词在两篇文献中居然也是用法相同。《吕刑》言：“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而《尧典》则言：“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很明显，《尧典》的“寇贼奸宄”是《吕刑》“罔不”旬的凝缩，而且，两者都把内部的混乱视为外来敌对势力的干扰，只是一归于蚩尤，一归于蛮夷而已。此其四。另外还有一个“殷”字的用法，两篇文献也是高度一致。《吕刑》有“惟殷于民”，《尧典》则有“以殷仲春”、“以殷仲秋”，两篇文献的“殷”字全当作“正”讲。此其五。 第四，四字句式在全篇使用比例上相似。这一点，是由读西周中期的金文发觉的。四字句在金文中大量出现，是西周中期一些器铭的显著现象。例如著名的恭王时器《史墙盘》和近期发现的中期器《  》。前者据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的断句统计，一共59句，其中四字句有37个，占全部句数的一半以上。《 》一共23句，四字句竟占了12个，也是一半以上(16)。《吕刑》的句子一共221个，四字句为142个，其比例与《史墙盘》和《 》高度一致。那么《尧典》如何?《尧典》语句全部句数依据伪《孔传》、《蔡传》、杨筠如《尚书核诂》、曾运乾《尚书正读》以及周秉钧《尚书易解》等各家点断，大约在340—350个左右，四字句约在140个左右。初看，四字句所占比例不到一半，但必须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尧典》一大部分记载的是对话，“帝曰”、“岳曰”、“佥曰”之类和“都”、“咨”、“吁”、“钦哉”之类的感叹词重复出现的频率很高。若将这些一两个字构成的句子扣除，四字句的比例将会升高到一半以上。例如《尧典》的第一段，就是从开头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句的一段，全段文字一共61个句子，四字句竟有37个之多。《吕刑》中有这样多的四字句式，这是它与周初各大诰命如《召诰》、《洛诰》、《康诰》等语言上的明显不同。同样《史墙盘》、《 》等中期铭文大量四字句的出现，也是其与早期铭文如《大丰簋》、《何尊》、《作册令方尊》《作册令方彝》等铭文的显著分别。《诗经·大雅》一些篇章相同的句法的出现，也是可信的早期篇章所未有的。相同的语言新现象，出现在《尧典》中，正是它与《吕刑》及《史墙盘》等文献时代相同的明证。《尚书·吕刑》以及《史墙盘》、《 》等中期文献的铁证，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西周中期确曾发生过语言上的变革。多少年来，人们怀疑《尧典》的年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读起来平顺流畅，还有些抑扬顿挫，与周初那些诘屈聱牙的诰命之词，相去太远。说起来这也事出有因，过去对西周中期发生的各种变化研究不足，对西周中期语言层面的变化更是茫然无知。日益丰富的金文资料显示，西周近三百年中书面语是不断流变的。《尧典》的语言风范所以不同于早期的一些诰命，就因为它是中期文献。它已经大体摆脱了早期的书面语记言的诘屈聱牙，走向了初步的平畅；再向前行进，就有了《左传》、《国语》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文风的出现。《尚书》中早期诰命的古奥难读，有前辈学者指出，这可能是用周人方言写成(17)。那么，中期语言向平顺方向进展，是否意味着由于族群交融而带来的语言新变呢?上个世纪陕西扶风庄白村发现的微史家族的诸多器物，不是清楚表明这个家族从昭穆之际开始发达吗?《史墙盘》显示，这是一个在周武王克商之后不久来到周家的殷遗家族，他们在西周中期变得显贵，不正可以视为殷周两个人群之间关系变得融洽的迹象吗?人群交流是可以带来语言变化的。兹事体大，这里只能简单说几句。第五，在刑罚的观念和表述上，《吕刑》也与《尧典》高度一致。前面说过，文献时代的考据，最好使用“语词”的“硬证据”。但是，这里所以要把两者刑罚观念一致作为一个证据，是因为两者咬合得很紧。 《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吕刑》的文字是说一些罪行因有疑问可以从轻，以缴纳罚金的方式加以处理，较为详细地说明了“疑赦”而罚金的数量比例。居然《尧典》也有相同的内容，其“五刑”之一就是“金作赎刑”。另外，《尧典》称“五刑”，而《吕刑》历数各种刑罚种类，如“墨辟”、“劓辟”等，也恰好是五个。传说的尧舜时代与西周中期《吕刑》时代相去千百年，若像一般学者所认为的《尧典》是春秋、战国伪托之物，为什么偏要造一个与《吕刑》相似的“赎刑”之说呢?另外，两者在慎刑的观念上如出一辙：《吕刑》强调中刑、祥刑，而《尧典》则重视“恤刑”，强调“惟明克允”。若两篇文献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在刑律观念上却有如此的高度一致，也是不可理解的。《尧典》说：“墨辟疑赦，其罚百锾。”更重要的是，金文也可以证明，墨刑减为罚金为西周中期以后现象。前面已经谈到的西周中期铭文《训匜》，这是一篇记录诉讼的铭文，一位名“牧牛”的人因顶撞上司而被刑狱官员判罪，李学勤解释说：“‘今大赦汝鞭汝五百’应连作一气读，意思是免掉五百鞭，其余五百鞭和墨刑则折合罚金三百锾。”(18)《尧典》说墨刑可以罚金，《训匜》则讲鞭刑墨刑可以改为罚金，两者的相合不是很说明问题吗?《训匜》的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之交，距离中期很近。 对以上两篇文章关系的讨论，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因为《尧典》模仿了《吕刑》，才有这样的现象?对此回答是否定的。据文献，《吕刑》是一篇“王道”出现衰落情形下的文字，《尧典》则是徽表圣贤的大篇章。那么，《尧典》的写手何以不模仿西周其他表现周家美德且时代更早、风调更加渊懿古奥的《尚书》篇章，如《召诰》、《洛诰》、《康诰》等，却专挑一篇“文武之道缺”(《史记·周本纪》语)的穆王朝篇章来模仿?这在“祖述尧舜”的儒者是可能的吗?疑问者或许还可以说：那是因为《尧典》也谈到了刑罚的问题。回答是：这就更不对了!儒家的观念，尧舜时期是“画像而民不犯”的，在儒者，尧舜时期又何来“刑罚”问题?这后一个疑问，恰恰表明，《尧典》的谈“刑罚”，且语言上与《尧典》的某些高度一致，正表现两者的时代相同，是同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反映于文章的表征，绝不是什么模仿乃至影响的迹象。此外，说《尧典》模仿，难道《大雅》的诗篇也模仿?《大雅》与《尧典》、《吕刑》在句法上的相似，实际也证明的是其诗篇写制与两篇文献同处在一个语言风尚流行的时期。是模仿总会露出破绽，在《尧典》，实在找不到这样的破绽。说《尧典》是春秋或战国文字，能找到这样相似的文字作为证据吗? 以上五点，是《尧典》与《吕刑》对读的结果，下面让我们再从铭文与《诗经》两方面来验证一下《尧典》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