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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有“帝曰：咨，汝及羲和”，“帝曰：咨，四岳”及“舜曰：咨，四岳”等句，“咨”的使用，与《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的“咨”高度一致。而且，《荡》一篇共八章，每章皆以“文王曰咨”起笔，而在《尧典》这样以“帝曰咨”或“帝曰畴咨”方式开始的段落也大约有十八九处。《荡》的“文王曰咨”的章法，应该就是受了《尧典》的影响，因为《大雅·荡》系西周后期的诗篇。再从官制上看，《尧典》记载了舜对周人始祖后稷的任命：“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诗经·大雅》中恰恰也有叙说始祖稼穑功德的《生民》一篇。《尧典》记载了舜命“伯禹作司空”，又命契“汝作司徒”。传说的尧舜时期是否就有司空、司徒，很可疑。据文献，司空、司徒之类，都是西周时期的官职。而这两个官职也恰好出现在西周中期大祭祖先的《诗经·大雅·绵》中。诗言古公宣父率领周族迁至岐阳周原以后，“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司空、司徒并举的情况与《尧典》颇似，应是时代相近的表现。还有一个来自诗篇的证据是《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云云所涉及的“类”祭，亦见于西周中期诗篇《大雅·皇矣》的“是类是祃，是致是附”之句，也说到“类”这一祭祀形式。 综上，不论是与《吕刑》对读，还是与金文及《诗经》的一些篇章对读，表明《尧典》为西周中期文献的证据甚多。 不过，这里还应说到一个疑点。郭沫若在其《释祖妣》一文中提出，《尧典》系战国“孔门所伪托”。其根据在《尧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之句中“考妣”一词。《释祖妣》说：不论是两周金文还是《诗经》篇章中，皆是“祖”和“妣”相配，“考”与“母”相配，如西周器铭《颂簋》“皇考”、“皇母”，春秋晚期器铭《叔尸钟》“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据此郭老结论说：“准此可知考妣连文为后起之事，《尔雅·释亲》‘父为考，母为妣’，当系战国时人语。”于是进而对《尧典》有这样的判断：“即此考妣连文，亦可知《帝典》诸篇为孔门所伪托。”郭文质疑力度在他的取证，因为至今两周金文仍不见“考妣”一词。然而，郭说的问题在他的逻辑。从西周直到春秋，确实没有“考妣”出现。可是，细查资料，就是战国后期的金文中也没有这一语词出现。若据此推测，《尧典》连战国的文献也不是!郭文是根据《尔雅·释亲》对考、妣的解释做出《尧典》时间判断的，但《尔雅》编修时间本身有争议。若依照战国金文情况，只说明有“考妣”的《尔雅》非战国文献，现在郭先生却径自把《尔雅》当作战国文献来证《尧典》，这样的逻辑就有问题了。“考妣”一词出现在《尧典》中，确是个难题。对此，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除了说它是因文献传播而出现的讹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妥善的态度应该是存疑，而不是像郭老那样率尔论定《尧典》晚出。 余论 以上，通过拿《尚书·尧典》与《尚书·吕刑》对比，与西周中期金文各篇对比，以及与《诗经》西周篇章对比，无一不可以得出《尧典》为西周中期文献的结论。这就涉及“西周中期”这个时间段落在上古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问题了。应该说，西周中期是一个被严重尘封了的时代。只是到了近年，随着金文的大量出土，这个颇具创造力的大时代的一些情况，才开始被中外学者所关注。例如，依据金文资料，中外学者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发现，那就是西周社会发展到中期，礼制及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26)。笔者和一两位同行考察《诗经》篇章的创作，不约而同也得出了这个时期是诗篇创作高涨期的结论。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变革方面是广泛的。就以语言方面的变化而言，著名微史家族器物《史墙盘》，除了它详细述说微史家族进入西周以后数代人的经历从而显示出某些新历史意识之外，它的语言，如前所说，四字句为多，抑扬顿挫，与《尧典》相近，映现的是那个时代在社会语言方面发生的变革。早期不论是金文还是《尚书》篇章的语言都是诘屈聱牙的，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左传》、《国语》，语言则十分平顺了。那么，《左传》、《国语》的“平顺”，从哪里来?就应该是从西周中期的变革而来。至于“内圣外王”这样一个古代文化中的重大观念，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它与后来儒家同一说法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就更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大问题了。 归结为一句话，《尧典》蕴藏着丰富而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对其写制时代的确定，可能会带来对一个历史时段的新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