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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重行行》中的“会面安可知”一句，“知”字一作“期”[4]329。与之类似，《迢迢牵牛星》中的“相去复几许”中“复”字一作“讵”，一作“知”[4]331。这些异文意义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在第一个例子中，通行本使用“知”字有一种再见面之日难以预知的迷茫和无力感，而“期”则隐含了不可盼望的意思。并非不知何日相见，而是连日期都不要约定的劝告，使得“生别离”显得愈发绝望。第二例中的“复”较“讵”“知”二字略为难解。“讵”字后加“几时”或“几许”在当时及后世是较常见的用法，如潘岳《悼亡诗》中的“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鲍照《代悲哉行》中的“我行讵几时”，至唐时的“百年讵几时”⑦“欢娱讵几许”⑧等。尤为有趣的是王维的《偶然作六首·其三》中的“相去讵几许”几乎是该句的原样翻作，这似乎证明了“讵”字在此种语义环境下的使用传统。而“知”字显然更加浅白平易，属于较低修辞层次的用字。在三者之间，《文选》中选择较少用且意义不甚明的“复”字，似乎与传统并不完全吻合。 有两联在定本中对仗工整的语句恰恰在异文中呈现出了并不工整的迹象。《行行重行行》中被广为称赞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4]329中的“胡”有“代”字之异文，而“依”则另作“思”或“嘶”字。此联的出处或许与《韩诗外传》中的“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有关，这一联对仗显然并非十分工整。“胡”与“越”较“代”和“越”更具有对比和两极化的趋势，故而也更适合在对偶中使用。而“思”字以拟人手法将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到了和人一样的高度，“嘶”则以纯动物性的词汇将其限制在低等的兽类中。“依”恰好处于二者之间，既有类人的动作姿势，又没有将其动作提升至与人等高的程度。 《青青河畔草》中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4]329的另一个版本作“自云倡家女，嫁为荡子妇”。相较前者的今昔对照，后者并非对仗的联句。然而后者却包含了更为有趣的一点细节——“自云”。本来“空床难独守”的内心独白已经饱受道德指责，而“自云”则使接下来的陈述显得更为可信也更加无法曲解掩饰⑨。并且，言语这种向外发散的动作不仅从听觉的角度丰富了画面内容，更在“出素手”的动作“越轨”的层级上更进一步升级，使得诗中女子的形象愈发直率放浪。同时，“自云”暗示了一个距离女子较近的听者的存在(这个听者包括每个阅读这首诗歌的人)，无论这个听者是否真实存在，显然，他与女子已经处在超出礼法所允许的距离内。 有些异文则可能将诗歌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东城高且长》中一句看似不起眼的“驰情整巾带”[4]332有“中带”的异文。由于《东城高且长》中两段并不融洽的内容，对这一首诗究竟本为一首还是两首偶然凑成则成为历代论者讨论的焦点，对后半段主人公的判定也难有定论。但“巾带”和“中带”有着相当不同的性别指向。与“巾”相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男性，而“中带”则无比明确地指向女子的内衣带⑩。在“燕赵多佳人”的后半部分中，对女性的描写贯穿始终，前半部分直抒胸臆的男主人公并未直接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中带”更为恰当。但视角的游移转化在《古诗十九首》中并非特例(11)，也许在此处拼合型的模式再次出现，因而穿插了一段稍显突兀的自述。 《庭中有奇树》中在对奇树之花进行细致描写后，有“此物何足贵”[4]331的感慨，而另一版本作“此物何足贡”。学者木斋据后者推测此诗与曹甄之恋有关(12)。能否以“贡”字的“进献”义将其断为下级对上级用语尚且存疑。如果仅将其作为“贡诚”之意，那么“贡”与“贵”的分歧显然有着微妙的态度差异。“贡”字表明：这花配不上你，它不值得被送给你；而“贵”字则隐含了“本来奇花是很宝贵，只不过没有你那样珍贵。”的递进义。当然，由于二字的字形十分相似，也不排除二者中其一为抄写错误的可能。 看上去并不太像是“失误”的一个异文出现在《西北有高楼》中的“愿为双鸿鹄”[4]330。“鸿鹄”又被替为“鸣鹤”与“鸣鸟”。“鸿鹄”与“鸣鹤”或许在字形的层面上有可能被误认，但由于“鸣鹤”一词在古诗中的出现绝非特例(13)，武断的仅仅将其定位为抄写错误显然有失考量。这或许是流传的两个不同诗歌版本，而非一个“正本”与一个“误本”。“鸿鹄”在汉魏诗歌中的出现频率显然高于“鸣鹤”，并且几乎成为了一个结尾套语，那么，少见的“鸣鹤”与“鸣鸟”(“鸣鸟”似乎转自“鸣鹤”)是代表了另一个已经湮灭的传统，还是在大传统下偶然出现的小波折?这些已无法得知，但至少，它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让我们得以重新思索对套语的认知。 还有一些极为有趣的异文，如《生年不满百》中的“仙人(小人)王子乔”[4]333等，这里不一一细解。这些异文摇摆浮动于所谓的、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原本”上，迷惑了我们企图追寻诗歌初始样貌的目光。而后世诗论者多将其作为自诞生之日就恒定不变的“经典”整体而加以分析，自然会将“一字千金”之类的激赏慷慨赠予。倘若我们所看到的定本只是流传过程中无数大同小异(有时也许有“大异”)版本中的一个，那么这一文本的权威与经典地位势必将遭到质疑，建立在其权威性基础的赞誉则也将随之瓦解——幸好，《古诗十九首》本身的美感已足以相称对其大多数的褒奖，而这或许也是众多异文存在但人们仍将其奉为经典的部分原因。 这些异文同样提醒我们，论者常用来作为坚实基础的文本其实并不可靠。在推敲诸如“为什么定本选择此字而非彼字”之类的问题时，我们已经落入了圈套。将某个字句的妙用推崇至极高的地位则有类似的危险(14)。通过“错误”的文本来前溯作者的“本意”显然是缘木求鱼，而面对散佚已久，在距离创作时代近三世纪后才得到重新编定择选的汉魏诗歌时，我们又有多大的把握声称自己面对的文本就是“正确”的?齐梁时代择选者的品味与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暂且不论，即使在它们被创作出来的最初阶段，这种可能有着大量口头创作成分在内的作品本来就无所谓“正误”之分，每一个被创作出的版本都有着自身所适合的环境与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纠结于细节的考证显得徒劳而可笑。 这便提醒读者，有些时候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不适合《古诗十九首》之类的中国早期诗歌。“不可字求”的告诫不再仅是阅读指导，而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这些诗作，我们唯一能够确认不变的，只有其中饱含着的浓烈情感，这种情感由生死无常和人生苦短的感慨触发，并通过离别与衰老两大主题表现出来。异文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这也是即使文本流变而人们依旧相信它们代表了经典的“原貌”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被我们相信反映了创作者内心的情感都不再可靠(15)，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作品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