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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现代性：古籍再生的限度 作为古籍保存的另一个面向，古籍的辑印与流转成为商务的又一个重心。在商务辑印的众多古籍丛书中，《四部丛刊》规模最大、种类最多、影响最广，商务对于《四部丛刊》的整理经验、技术运用以及市场定位，某种意义上，开创了现代印刷技术介入古籍整理领域的新范式。 《四部丛刊》的辑印，据晚清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回忆，最初是据他的设想而定的： 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废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缪、王皆南皮张文襄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之大小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41) 叶德辉的回忆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首先，是泰西传来的石印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印刷空间，既因为创造了“形神逼肖”的效果而使得“校勘”这一传统的治学之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时，也因为石印较之于雕版印刷所具备的强大的印刷能力，使得大规模刊行古籍成为可能。事实上，按照汪家熔的考证，用照相石印技术影印古籍，最早在1870年代，就由《申报》做了探索，并且获得了市场的追捧。然而由于过度追求利润，“石印印古籍越印字越小，成本虽越来越低，但得了个‘滥恶相沿’，极不注意质量的‘雅号’，走上了绝路。到1906年废科举，石印业因以印科举用书为大宗，几乎全军覆灭。”(42)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适应科举废除之后的文化市场转型，探索古籍可以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新路径，以满足机器石印技术的强大印刷能力，就成为了印刷出版业的新命题。叶德辉显然瞄准了阅读古籍的高端知识者群体，因而主张以宋元珍本善本的复制作为突破口，来寻求出版、印刷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平衡。这一设想得到了同为古籍校勘专家的张元济的认可。 1915年5月，张元济在写给傅增湘的信函中首次提出了“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43)后经孙毓修建议，将《四部举要》改为《四部丛刊》，由此，《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正式开始筹划。1916年9月，《四部丛刊》“先出草目，再借版本，然后再出预约”的工作流程基本确定，(44)并逐渐形成了内容的具体设想：(一)所收录的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的必要书籍；(二)选定之书皆采用最善之本影印。目的在于解决“旧籍沦亡，求书之难”与“流行版本之差”的问题，从此可以“所求之本，聚于一编，省事省时”。这是《四部丛刊》的由来。(45) 可以说，张元济等人的想法代表了旧时藏书界的共识，因而也获得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特别是在提供珍藏善本上，当时的藏书界颇为积极：“初编采用的底本，以涵芬楼所藏为主，同时遍访海内外公私所藏的宋元明旧椠，其最著者，如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乌程刘氏嘉业堂、乌程张氏适园、海盐张氏涉园、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闽县李氏观槿斋、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常熟铁网珊瑚人家，以及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46) 如果要探讨旧时藏书大家为何愿意与商务合作，愿意将原本秘不示人的古籍珍本善本公开流通的缘由的话，会发现，除了他们与同为藏书家兼古籍整理大家的张元济意气相投，以及因私谊形成的良好的合作基础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们普遍看到了古籍危亡的现实危机。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当古籍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普遍排斥在当下的知识生产之外的时候，古籍珍本善本再如何奇货可居，显然仅仅只是在商业意义上，而其所指称的文化象征资本显然已经在时代的洪流中流失掉了。在这一情形下，传统的以藏书楼文化为依托的文化世家显然是不甘心只是沦为更多将古籍当作商业流通意义上的“古董”的文化商人的，但如何与之区别，(47)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文化象征资本不至于消耗殆尽，这同时也是面临着西学东渐巨大挑战的旧学群体，所需要处理的另一个维度的问题。 正是搁置在这样的格局中，旧时藏书大家们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才散发出了别样的意味。可以注意到，叶德辉等人都特别表现出了对于泰西可以逼真且快速复制古籍的技术的信任与认可，认为借助摄影等现代复制新技术的力量，古籍可以“化身千百”深入民间，同时却也不会损害原本的珍稀性，因而两全其美，使得古籍得以真正保藏。这一构想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于现代复制技术的看法有相通之处，却也不无差异，本雅明认为：“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各自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而传统是人类的当代危机和革新的对立面。”(48)在本雅明看来，复制技术的确可以通过将“现实的活力”架构进古代艺术品而帮助其进入当代生活，但技术本身却是天然地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应该说，在强调现代复制技术可以帮助古老的艺术品/文化产品得以在当下社会流通、传播这一点上，叶德辉等人的想法与本雅明不谋而合，但是，相对于本雅明对于现代复制技术的警惕，叶德辉等人显然要乐观许多。这一差异，显然是由不同的历史情境所造成。在本雅明的视野中，古代艺术品被复制的命运是由资本的力量所决定的，因而技术天然具有反艺术的意味；而在叶德辉等人的心目中，将古籍珍本藉由现代复制技术大规模推向市场，除了有商业盈利的目标之外，更带有延伸传统文化世家在当下中国的文化影响、对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文化资源的掠夺以及抗拒古籍被束之高阁等待升值的商人传统等一系列潜在意味在里面，因而技术本身恰恰被看作是有助于传统文化再生的。 借助于现代影印技术，1919年2月，《四部丛刊》开始正式印行，至1922年12月完成，三十年代又出了《续编》和《三编》。由张元济、傅增湘等25位藏书名家共同署名的《四部丛刊刊成记》这样总结了《四部丛刊》的基本构成与版本特点： 《四部丛刊》……成书三百二十三部，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采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力，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49) “书贵初刻”的精英化版本选择，再加上现代影印技术，使得《四部丛刊》获得了极好的市场反响：“《四部丛刊》创行于民国八年，先后两版，数逾五千，越今数载，访求者犹时时不绝。”(50)1921年，张元济在与美国图书馆施永高的通信中也诉说了《四部丛刊》出版后的盛况：“国内订购者纷纷而来，所印仅一千部，不敷销售……第一、二期已出之书已售完，现在再版四百部”，(51)据说，《四部丛刊》初编第一版的收入就达到了百万元以上。(52) 有意思的是，对于商务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知识背景、立场和结构不同的学者群落，反应颇为耐人寻味。作为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学者，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对《四部丛刊》赞赏有加： 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53) 与之相比，来自于新文化阵营的沈雁冰、郑振铎对《四部丛刊》却颇有微词。在沈雁冰看来，围绕影印《四部丛刊》所引发的“善本派”和“实用派”的争论，无关学术，更多是落在经济上的；选择善本，其实主要是商务考虑成本与市场而得出的结果，因而其文化价值并没有像商务宣扬得那样大。(54)而有着古籍收藏兴趣的郑振铎对于《四部丛刊》的评论则相对客观：“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便利、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是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55)郑振铎能够从石印和铅印各自的利弊来“同情的理解”商务对于《四部丛刊》的印刷定位，但也同时含蓄地批评了《四部丛刊》并不是定位于“一般人”的文化普及物，有悖于五四时期立足于民众启蒙的新文化理想。 即使是积极参与《四部丛刊》影印的旧时藏书界人士，也并非对其全然满意。叶德辉就指出：“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附庸风雅，思籍此以彰其姓名。”(56)叶德辉不仅惋惜《四部丛刊》因为经费缘故未能尽收善本，更批评了商务过于迁就商业成本的考虑，在《四部丛刊》影印过程中颇多妥协之举，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不同的知识群体都来讨论《四部丛刊》影印的利弊得失的时候，可以说，《四部丛刊》本身就成为了社会文化转折时期的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文化事件，其所引发的争议，正是在古/今、中/西、新/旧交错形成的复杂知识生产格局中，知识群体如何来把握和转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不同的立场和面向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影响最大的古籍善本丛书，《四部丛刊》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印行，绝不仅仅是旧时藏书传统的惯性运行结果，同样也是一种隐晦的“现代”表征，有待于被进一步讨论。 置身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浓重的文化危机情境中，传统文化及作为其存在渊薮的古籍，显然不再被认为具有动员并整合社会的功能；然而，在文化象征资本的意义上，“古籍”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国人寄寓了可以对抗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热望。作为对上述悖论性的“古籍”定位的一种回应，商务在“知新温故”的理念下，利用铅印、摄影等新技术，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传播的现代途径，主动探索了在历史转折时期古籍整理和传播的新空间，以及传统文化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的新路径，从中体现了作为古籍整理学者的专业兴趣、作为文化商人的市场考虑以及作为弱国子民天然的爱国情怀等多种因素的合力。因而，尽管其姿态可能具有文化怀旧属性，然而，其价值指向，却是典型地打上了历史过渡时期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现代”烙印的。 注释： ①《张南械辑印佚丛自序》，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②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③④(22)孟悦：《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⑤谢兴尧：《书林逸话》，《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⑥张之洞：《书目答问》之附录《劝刻书说》，转引自净雨《清代印刷术小纪》，《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⑦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⑧张元济致高梦旦、陶惺存、杜亚泉，《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页。 ⑨(20)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⑩张元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页。 (11)(43)《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5、64页。 (12)(13)(16)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27页。 (14)数据来自上海档案馆馆藏《商务印书馆历年资本比较表》和《商务印书馆历年营业比较表》。 (15)(17)(18)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21、222页。 (19)隗瀛涛：《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21)马明霞：《张元济搜求整理校勘辑印古籍文献述略》，《兰台世界》2007年第17期。 (23)(24)(38)顾廷龙执笔《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页。 (25)具体藏书情况参见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248 页。 (26)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42～243 页。 (27)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转引自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28)《教育部咨各省区请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艺文文》，选自袁咏秋、曾季光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29)张升：《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0)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31)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页。 (32)(33)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37、303页。 (34)《张元济全集?第七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17页。 (35)(39)具体可参考刘应梅《张元济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文献》2005年第2期。 (36)万国鼎、储瑞棠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金陵大学1933年版，第1页。 (37)张元济：《续修滕县志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3页。 (40)《张元济书札》，转引自刘应梅《张元济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文献》2005年第2期。 (41)(56)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76、279页。 (42)汪家熔：《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史料杂录(之四)》，《出版发行研究》1994年第6期。 (44)《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0页。 (45)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页。 (4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06页。 (47)晚清中国旧时藏书家与新兴的商人式的藏书家有着明确的区分。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48)[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49)《四部丛刊刊成记》，《四部丛刊书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页。 (50)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页。 (51)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三》，《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2页。 (52)董进泉：《张元济传》，收录于《大资本家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53)武内义雄：《说〈四部丛刊〉》，《支那学》第l卷第4号，转引自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81页。 (5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55)郑振铎：《向“翻印”古书者提议》，《文学》2卷6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