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从仓储到共享：古籍公共性的建构 作为商务古籍辑印的策源地，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到底在其间扮演了何种角色，显然首先需要被讨论。 1903年，张元济执掌编译所之初就发现，商务缺少足够的图书资料来支撑编译行为的良性运行：“每削藁，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自有者”。(23)于是，他便着手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1904年商务印书馆资料室创立，1909年正式定名为“涵芬楼”。其后，因“群书充积，而罕见之本亦日有增益，书室狭隘不能容”，(24)涵芬楼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对社会开放。东方图书馆以其丰厚的中外藏书资源成为当时全国一流的民间公共图书馆，(25)而其在古籍善本珍本方面的收藏尤为人所称道。 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图书收藏的目的与格局、流通的机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发现，涵芬楼以古籍善本珍本的收藏为主，而东方图书馆则在延续了涵芬楼之于中学收藏的特色之外，也开始注重西学书籍的搜集；涵芬楼着眼于商务内部的编辑校勘之需，具有明显的经营因素考虑在里面，而东方图书馆则更多以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宗旨。这些转变体现出商务印书馆对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利用，开始从单一的“中学”维度走向中西并举的格局，从商业实用性走向知识的生产性，从私人性的占有走向公益性的社会共享。这其中，东方图书馆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性”追求尤其值得关注。 在古代中国，私家藏书楼总是通过古籍珍本善本的内部流通来取得独一无二的文化象征资本，从而维持文化世家对于知识生产的某种垄断权，而公立图书馆的出现，不仅使得原先掌握在文化世家手中的文化特权被打破，而且也推动知识生产的主体由精英知识集团扩大到通常并不掌握文化资本的平民知识群体，从而探索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格局。而在清末民初官办的公立图书馆因时势动荡而没有很好地承担主流文化传播、流通与转化的功能的时候，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民间图书馆的公共化，则透露出，在帝国主义殖民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冲击面前，后发现代性国家探索了一条“藏文于野”的文化应对之道。 可以以地方志为例来讨论这一“藏文于野”的文化策略如何得以实现。在涵芬楼/东方图书馆所藏古籍中，可以发现，“地方志”一直是重点。据何炳松记载，1932年商务已集齐了中国22省省志2641种、25682册(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全国府、厅、州、县志1753种；收集了全国府、厅、州、县志的84％，在全国首屈一指。(26) 如果要讨论商务缘何会以地方志为收集/展示重点的话，应该首先注意到清民之际“地方志”的微妙处境：清末“因预备立宪，需要观察民俗，因而征求各省、府、州、县编写进呈”的各类“乡土教科书”、“乡土志”，(27)明确从咨政角度给了地方志以全新的定位，地方志由此从不受关注的偏僻一隅而被卷入了时代行进的漩涡；而1916年11月20日教育部发布的请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文献的文件更是指出：“收藏既多，使来馆阅览者直接以生其爱乡土之心，即间接以动其爱国家之观念。于社会教育，裨益实非浅鲜。”(28)在此意识下，1915年至1931年间，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内务部到南京政府的行政院、中央宣传部，大规模征集志书的机构就已经不下三十个，历届政府对于地方志的征集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29) 很明显，在晚清以降的历届政府的视野中，处在疆域领土面临帝国主义殖民入侵而分裂的危机语境中，“地方志”不得不承担起了乡土认同乃至国族认同的重任。此时此刻的“地方志”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是一种稗官野史式的可有可无的边缘性文化存在，而是在官方正史系统饱受挑战已无力承担对抗外族、凝聚民心以及延续历史记忆的时候，以局部的然而又不是零碎的、镜像式的同时却又是负载着民族完整历史的方式，保留并播散了一种国家未来仍然可以被重新组织化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志”作为源远流长的地方性经验的结晶，其实已经被有效征用到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 其次，晚清新政时期诞生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通过对小学乡土教育的具体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志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此来发挥其在唤醒基层民众的爱国情怀、重新组织社会共同体方面的作用。1902年7月颁布的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讲“本府各境”，乡土教育被明确纳入了正规课程体系。1903年11月颁布的癸卯学制更是对小学乡土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一、二年级历史课学习“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课学习“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次及于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三年级地理课学习“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30)可以说，晚清新政中的乡土教育不仅仅是地理/历史知识的普及，更寄托了清廷藉此培养“国民忠爱之本源”的企图，所谓“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31)而要有效地开展乡土教育，地方志以及建立在地方志基础上的乡土教材其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帝国主义殖民运动中，伴随着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地方志成为各种势力在古籍珍本善本争夺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文化领域。在地方志古籍方面，聊城杨氏海源阁珍藏的大量地方志流入了日本，而山东藏书家高翰生处积累的一百多部地方志则被美国收入囊中。(32)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内地渗透的日益深入，地方志新志更是成为新一轮文化资源抢夺的焦点。据上海市档案馆新近披露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施永高(Walter T.Swingle)与张元济之间的通信显示，在1920—1923年间，美国人收购中国地方志的心情颇为迫切： “敝图书馆荷蒙先生代为搜集大批志书，甚为感激，虽价目似乎昂贵，但仍请继续购买，而以府志、县志为最要，弟甚喜。……弟现拟购安徽、湖北两省通志，不识先生能以何价购到?《湖北通志》弟悉外界甚少，但尊处或有出售”(1920.2.25) “惜近来地理志一门价目增贵……凡敝图书馆所缺之县志如不能廉价购入，自当根据市价，尤望旧府志能购成全套，庶不向隅矣”(1920.3) “《湖北通志》如有完好者，鄙人愿出洋二百元之数”(1921.2.2) 有意味的是，在张元济的回信中可以发现，他一开始显然并没有在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来看待美国人对于地方志搜集的热衷，因而他大多施以援手，努力帮助对方来搜集所求方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元济逐渐地流露出了“畏难”情绪，开始以搜寻不易、方志价高、店员缺乏相关知识等种种理由加以推脱，(33)甚至在1920年6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属陈铭勋拟通告，各馆停购美国华盛顿图书馆属购买之志书。”(34)有研究者因此指出，此事“似乎也反映出他对保存地方志的责任意识的逐步增强过程”。(35)的确，如果注意到这些海外需求的政府背景以及其所求地方志的特殊地域位置，那么，就会发现，处在晚清以降的中央/地方、中/西、文/野等多种力量博弈的空间中，某种意义上，各种势力对地方志的争夺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指向了地理、文化甚至社会控制权的特殊“战场”。 尽管如此，由于地方志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新志因其量大面广且收集相对容易，因而向来注重珍本善本的本土藏书家，一直没有对这一其实关乎了国计民生的文化领域予以应有的关注和保护。《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序云：“收藏方志之风，盛于近五六年，民初过问者殊鲜，书贾视同废籍。民八、九经商务印书馆之征求，稍稍为人所重。”(36)而商务之所以可以开风气之先，显然是因为张元济敏锐地意识到了“地方志”在此时此地的重要性：“今之方志，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史以记事，事必责实，而彰善瘅恶之意，即行于其中”。(37)因而“民国之始，余锐意收集全国方志”，(38)通过商务在全国各地巨大的分馆网络以及在古籍界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广泛人脉关系，张元济以收购、誊抄、转让等办法，收集了大量的地方志。(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拥有宏富的地方志资源，商务并没有垄断这一领域以牟取暴利，相反，商务体现出了相当难得的共享意识。比如，在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提出借阅商务独有的地方志珍本的时候，张元济不仅多次无偿出借，而且允许其抄录副本；当国立北平图书馆提出类似要求的时候，张元济也没有推脱：“承示贵馆所藏嘉靖《江阴县志》及万历《如皋县志》各有残缺，拟借敝馆涵芬楼所藏两种核对钞补，事关流通古籍，自应遵命照办。”(40)可以说，这种向社会开放的共享意识本身，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藏书楼内部流通的习俗，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商业功利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才能理解为何东方图书馆及下属的涵芬楼能够成为公共图书馆——事实上，只有进入这一公共流通系统，地方志才不只是凝固之物，而是可以与时代声息相通、甚至是可以深刻地楔入时代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