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民国时期，尤其40年代，叶公超主要以外交官形象为公众所熟知。关于他与文学的关系，知道的范围主要在文学界和知识界，至于他与西南联大的关系，了解的人相对较少。就叶公超个人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不在文学方面；但作为一位在20世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叶公超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以及相关的点点滴滴)，或许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本文的关注点在叶公超文学生涯的后期，即西南联大时期。 一、与西南联大迁滇的关系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叶崇智，公超是他的字，以字行。英文名乔治叶(GeorgeYeh)。他是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早亡，靠叔父叶恭绰抚养。叶恭绰北洋时期做过交通总长，也做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长。他还是交通大学的首任校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使叶公超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天津上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美国读的，以后又进了英国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院。回国后服务于教育界，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湖南时，叶公超是北大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也是新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三校在长沙刚落脚没多久，南京即告沦陷。据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与新潮》(这本书的大部分是蒋氏在昆明利用跑警报的间隙写成的)，1938年新年里，“日军溯江进逼南昌。中国军队集结在汉口附近，日军则似有进窥长沙模样。湖南省会已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局势，蒋梦麟不免担心，就去汉口，“想探探政府对联大续迁内地的意见”。后来见了蒋介石，蒋赞成把联大再往西迁，“我(蒋梦麟)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① 蒋梦麟的回忆未提到叶公超，但叶公超有位叫艾山的学生作了补充。这位艾先生北大入学，联大毕业，与老师叶公超还有些私人往来，他在叶公超逝世的第二年(1982年)在台湾发表回忆文章，里面说，“叶师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设的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大约只有少数有关内里的人才模糊有点影子，恐怕仍然不知其详细底细”。接着所说的我以为虽然还称不上“详细底细”，但仍有相当的价值。艾山说： 当时因淞沪之战已结束，国都南京沦陷，同胞惨遭屠杀，人心惶惑，长沙日夜被轰炸，临时大学实在无法继续上课了，然亦不能在那时候建议搬家。蒋梦麟校长后来接受叶师的献议进见最高当局，谈到临大(注：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一般回忆文章有时也用“联大”代称)一般情形。蒋校长说明，一切情形都好，就是沿海被封锁，图书仪器不容易进口。最高当局乃指示临大迁往昆明。这便是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与抗战同始终有名大学的诞生。② 将这条史料与蒋梦麟传记的相关部分结合起来读，对了解西南联大的建校史当有一定的助益。 另，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全校师生分三路入滇，走海路(经香港、越南赴昆)的人数居多，故学校在香港设办事处为师生提供方便，叶公超受命任办事处主任。除接待师生外，叶公超还负责在香港为学校采购西文图书。 二、在昆明的日常生活 长沙临大迁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大，校舍一时未及建盖，只能租借大西门一带的昆华农校、昆华师范、昆华工校和昆华中学的部分校舍以及拓东路那边的迤西会馆和全蜀会馆来用，但仍不够，只好将文、法两学院暂迁滇南的蒙自上课一学期。文科教师都去了蒙自，迁回昆明后叶公超住昆师宿舍，与金岳霖同室。不久即迁居昆师宿舍后面的孝园。当时叶公超是只身一人随校来滇，夫人和孩子仍在北平，迁居孝园是为接家眷来昆团圆作准备。 叶公超在昆明的社交活动比较频繁。外文系同事吴宓教授与叶公超关系密切，叶无记日记习惯，吴的日记倒记下了叶的不少琐事。据吴的日记，仅1939年7月上半月，叶赴宴、设宴就有7次之多，既做客也请客。计赴宴三次：两次是吴宓请客，一次在五华西餐厅，共5人；一次在护国路柏庐菜馆，客5人；另一次是联大英籍教授威廉?燕卜荪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诺曼?法朗士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地点在南屏街昆明大旅社，共两席，出席作陪的除叶公超、吴宓外，还有美国驻昆总领事迈耶夫妇及云南大学教授柏西文(即西蒙?丹尼尔?柏励，中法合裔)等。叶公超请客四次：第一次在华山南路云南服务社，叶氏以系主任身份设西餐公宴，犒劳当天批“大一英文”试卷的助教们，吴宓也参加了。第二次是在友谊餐馆宴请联大注册处职员由稚吾(云南姚安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有译作上海出版，后任南屏大戏院英文秘书)。第三次是与吴宓联手请客，地点在华山西路的卡尔登西餐馆，客3位。第四次是在绥靖路东月楼，吴宓有事未去，不知客人几位。③绥靖路1949年后改名长春路，东月楼是老字号滇菜馆，其址即前些年西南大厦所在位置，当然比西南大厦小多了。 应该说，抗战的头两年多，云南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加之“外省人”用的是中央法币，而新滇币和中央法币的比值为十比一，用法币计算一角钱可以买一百个鸡蛋(这是作家宗璞说的，她记得)，很占便宜，所以开头那两三年联大师生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吴宓1940年秋写过一首题作《昆明近况》的旧体诗，说昆明被轰炸的惨象，开头两句是：“三年好景盛昆明，劫后人稀市况清。”④将“劫后”与前“三年”对比，反差鲜明。但毕竟是抗战时期，要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为了改善生活，大家都得另外想些办法。叶公超的办法是在园子里自种菜蔬。叶公超只身一人时谈不上种菜，1939年8月去香港将家眷接来住进孝园，土地有了，劳力也有了，这才谈得上种菜。从现存一张“叶公超花园”的照片看，花园不小，并且有围墙，图片说明文字为“一九四零年二月六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九三八年入学师生在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花园中”。此所谓“叶公超花园”即金家祠堂“孝园”。吴宓当时在叶家搭伙(按月付膳费的)，他的日记中有关于叶家种菜的记录多处，其中一处记某日上午警报响，吴宓自己未跑，却“在(叶公)超园中盘桓，看二水牛耕园地”。园地需要两条水牛耕，可见面积不小。另一处记吴宓在叶家午饭，“食西瓜，超夫人所自种者”。⑤这可见叶家不光种一般菜蔬，还种西瓜，而且是夫人种的。这西瓜可能夫人上年夏天刚到昆明就动手种了，不然哪能那么快就摆上自家的餐桌。西瓜在当时的昆明可是稀罕之物，笔者只在昆华中学的植物园里见过。 叶公超的夫人名袁永熹，贵州修文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据说是校花，婚后生有一男一女，来昆时均年幼。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也是贵族学校，一般人家子弟是读不起的。做了教授夫人的这样一位校花如今也要种瓜种菜了，应该说难能可贵。也许吴宓有点怜香惜玉吧，觉得叶公超的做法有些过分了，某日记：“超等为谋利，在宅园中，耕地，以种菜蔬。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致超夫人前日患病，仍不休息。”⑥自食其力并不过分，劳逸结合当然也是要注意的。至于“谋利”云云，吴宓日记中并无叶公超卖菜赚钱的记录，很难坐实。即使卖自己种的菜赚点钱补贴家用，在那种时候也说不上有失斯文。倒是下面一段1940年5月4日的记录颇可注意： 又前夕忽由沪传外汇增高，法币降低，甚且法币不复购买外汇。此乃国家之危象。而超等立即醵资一二千元，趋赴市中，购来大批纸烟及布等，将待时出售而获赢利。 这很有些像囤积物资投机倒把的样子了。就可理解的方面说，战争头两三年相对纾缓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已是1940年夏，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大家都得想些“创收”的办法才是。鸡有鸡路，鸭有鸭路。看吴宓的另一段记录：“超及家人，近日方于园中从事耕植，艺番茄等物，冀得菜蔬自食，以省费而获利。”⑦从“近日方……”的文字看，叶公超走这一步才刚开始。开初大约只想到自食其力，岂知十多天后一看经济形势更坏(上海方面“外汇增高，法币降低”云云)，单靠夫妇俩、仆人加两个小孩子(或者再加上当时也在孝园同住的妹妹叶崇德和妹夫林兴鄂)，自食其力的效益恐怕也有限，这才打起了投机的主意。这么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了，囤积物资搞投机听起来不很体面，其实与今人之炒股又有多大区别？何况一两千元的纸烟与布匹也不是多大的数字。据联大史料，1940年新聘教授起薪380元，1944年起薪为430元，最高额为600元(朱自清、闻一多为590元，王力540元，唐兰490元)，高级职员(主任)为300元上下。⑧据此，叶公超囤积的纸烟、布匹大约相当于三四个月的教授薪金，与专业的投机商毕竟还有差距。怎么说呢，当时就那样一种生存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