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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晚清以来“中学”日益衰微的语境中，商务印书馆以古籍保存与传播为手段，有效地介入到了近现代知识生产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建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这一古籍公共平台，商务探索了不同于以往精英知识分子以维持文化世家文化资本为目标的自我封闭式的知识生产路径，推动了大众普及型的现代知识生产成为可能。而对“地方志”这一长期游离在正统藏书体系之外的古籍产品的高度重视，暗含了商务对于“乡土”及建立在“乡土”之上的“民族国家”的真切关怀。通过《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商务将“摄影”这一现代技术与旧时藏书家网络相结合，探索了在新技术条件下古籍珍本善本保存的新空间。 【关 键 词】：商务印书馆/古籍/知识生产/现代转型 【作者简介】：董丽敏，上海大学文学院 晚清以来由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促动了与之相对应的知识生产体系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而言，除了要面对中/西不同的知识生产状况和面向，还必须要解决由此衍生出来的古/今知识断裂/衔接的问题。如何在危机意识下重新整理“中学”的内在知识体系，重构“中学”与危机现实之间的回应性关系，构成了彼时中国知识界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在讨论近现代中国知识生产特点的时候，显然，除了需要着眼于知识界内部“学统”意义上的知识嬗变之外，由以新式媒体(报刊、出版等)为主体的文化传播机制的变革所引发的知识生产体系的变化，也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媒介即信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新式媒体的崛起倒逼了知识生产的更新，从而形塑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知识风貌。 本文将研究视角引向“商务印书馆”这一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通过考察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进程中介入作为“中学”主要载体的古籍的几种不同的面向，讨论“媒介变革”、“古籍整理”与“文化转型”这几者在近现代中国特定文化场域中的关系演变，从一个侧面清理“现代”知识/文化生产的复杂性。 一 作为文化政治的“古籍整理” 清朝中期之后，在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冲击下，随着“科举”这一活性的传统文化保存机制在1905年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伴随着西学强行楔入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中枢，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碎片化，与时代社会之间隔膜日深，逐渐沦为陈年故纸式的“古籍”，时人回忆道：“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①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生产体系内部，传统文化资源也日趋古董化、商业化，成为一种“脱序”的存在：“昔之藏书者，皆好读书之人。每得一书，必手自点校摩挲，珍重藏弆，书香之家，即以贻之子孙，所谓物聚于所好也。近来书价骤贵，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资产”。②由此，“古籍”表征出了“中学”在晚清中国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经由“现代”冲击祛魅之后的剩余物，古籍逐渐悬置在历史变动格局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上，却又无法再承担价值询唤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昔日文化辉煌的象征物，在殖民危机日益加剧的境遇中，古籍却又总是要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一种具有抵抗意蕴的文化存在，而需要承担其难以承受之重。古籍的这种内在悖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文化分裂症候。 如果将这一现象搁置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中，就会发现，在欧美列强这样的殖民宗主国那里，传统中国的古籍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孟悦就曾注意到，“古籍”被殖民者当作落后保守的中华帝国象征物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殖民者对于作为文物的文化典籍的掠夺意图在里面：“随着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国文物已经成为掠夺对象、无价之宝和殖民者取得文化权威的证据”。③何伟亚对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之于北京的掠夺研究更是表明，古籍和绘画等珍贵文物已经取代茶叶、物器甚至现金而成为帝国主义者首要的占有对象。④对精神层面上的“古籍”的蔑视甚至摧毁与对器物层面上的“古籍”的迷恋与掠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对于传统文明古国不无矛盾的文化殖民举动；同时也进一步加固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界在面对自身饱受重创的文化传统时难以抉择的心态。 在此情形下，20世纪早期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新式出版机构对于古籍大规模的保存、整理与辑印，就显得颇为意味深长。早在1903年，商务的主事人张元济便开始进行古籍珍本善本的搜集，此后更成立了涵芬楼，并使之成为当时古籍收藏的重镇。以涵芬楼所藏为基础，在1916—1938年间，商务就先后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0集51种)、《四部丛刊》(8548卷，2100册)、《续古逸丛书》(46种)、《四部丛刊初编》(8573卷，2112册)、《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册)等一大批大型丛书类的古籍，成为现代中国辑印古籍最为用力的出版机构。谢兴尧这样来称赞商务印书馆之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等古籍的辑印：“实自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而后，数百年来，无此大成绩也。”⑤ 如何来看待商务对于古籍领域的大力介入?应该说，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其对于古籍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兴趣，首先是与其主事人张元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和角色定位息息相关的。可以注意到，在传统知识生产体系中，“刊布古书”正是读书人播撒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张之洞就曾经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之一法。……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⑥搁置在这一脉络中，作为江南著名的藏书楼涉园的后人同时也是资深的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对于辑印古籍的热切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仍需注意的是，作为晚清最早主动接触西学的知识者之一，张元济同时也是当时难得的新旧兼修的知识者，他恰恰是在强调西学在济世层面上的重要性并因此大力提倡译介西学的前提下，才开始介入到古籍整理领域的。早在1896年，张元济就指出：“鄙意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⑦1908年，他又认为：“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⑧从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所挟带而来的文化冲击既给予了张元济这代知识者以知识结构上的重创，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中叶以降的经世致用潮流相汇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视野。在这样的层面上，张元济对古籍的识取，显然就不可能理解为文化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抱残守缺，而更应看作是其基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责任感的体现了，所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⑨因而“窃以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⑩在此历史使命下，作为知识者同时也是出版人，张元济认为保存古书是其毕生的事业：“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11) 就商务自身而言，介入古籍整理亦可看作是一种势之必然。20世纪初期，商务印书馆抓住了“维新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时代取向”(12)这一历史契机，充分利用了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化品格的城市”(13)特殊的区位优势，实现了工人企业家与行动派知识分子的结合，并形成了强大的技术革新能力、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传播发行网络，逐渐从印刷票据的家庭小作坊成长为中国文化出版业的掌舵手。在技术上，1900年，商务印书馆买下了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日本人经营的修文印刷局的全部机器，从而使自己拥有了当时上海滩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具备了强大的印刷能力。在资本上，1903—1914年间，通过和日本金港堂的合作，商务的资本得以迅速扩大，1914年清退日股时，商务已经拥有两百多万元的雄厚资本。(14)在发行上，1915年5月30日，商务在全国已有分支馆40处(最多时为86处)，同时已将分支机构拓展到了境外，1914年在香港开设分馆，1916年在新加坡开设分馆，(15)逐渐形成了极具市场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发行网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1914年商务已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再没有哪家出版社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匹配”。(16)商务率先进入了所谓“印刷大于出版”的时代，亟待寻找新的可以满足其强大印刷能力的出版领域。 而最终促使商务大规模介入古籍整理领域，并不只是张元济的文化理念与商务的物质基础之间的结合，还在于清民转换之际的古籍市场异乎寻常的勃兴所生发出来的巨大商机。“民国初年起至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内”，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以及民间藏书楼纷纷流散，“全国旧书业风气大开”，全国出现了不少专营旧书的书店和书摊。(1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辛亥革命后，上述居家散出的书籍中不少珍贵的书籍曾经大批量落入帝国主义手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法国汉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图书馆等在华都曾设有专门的机构，有专人收集和掠夺我国的文化资料。尤其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掠夺我国的珍贵古籍”。(18)与此同时，由胡适等人在1920年代前后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也为古籍的大规模辑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胡适正式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北大的《国学季刊》出版，胡适任编委会主任。自此，学界整理国故之风愈盛，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因而，无论是对于身处历史巨大转折点的普通民众，还是对于域外的文化掠夺者，抑或学术转型脉络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古籍指向了不同的文化情怀，然而，在20世纪早期，它们却异曲同工般地汇聚在一起，制造了“古籍”最后一波兴盛。 正是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商务选择了“常用常见”与“珍稀罕见”(19)这两个不同的维度，进入了古籍辑印领域。前者如《四部丛刊》，其所收录的经、史、子、集四部的著作，都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最为基本的构成：“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20)后者如《续古逸丛书》，所收录的都是极为罕见的珍本。(21)聚焦“常用常见”，显然是着眼于普通民众在守护文化传统中的作用，隐含着以民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的复制唤醒集体文化无意识的意味，当然，这一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充分考虑了古籍商业行销的普及面以及民众的可接受度；而聚焦“珍稀罕见”，则分明是想要对接传统知识精英的治学趣味，试图以现代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手段促使这些罕见的典籍能够进入专业知识者的视野而得以普及化；而另一方面，却也在客观上针对了帝国主义对于本地文化资源的掠夺——在孟悦看来，商务对传统古籍的重新整理与出版，正是以“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种反译指涉了一种反霸权的文化政治的实现，“为处于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威胁下的那些本地性的文化史保存了空间，保存了主体位置”，(22)由此具有抗衡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传统古籍的影响、实现对西方“普适”知识系统反渗透的意味。尽管这一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而产生的结论似乎有夸大商务保存古籍之功的嫌疑，然而此后见之明，依然在提醒我们，商务对于古籍的辑印有多种可以被解读的意蕴，它至少提供了不同于一元化的西学输入的另类知识生产图景。在介入古籍辑印的过程中，商务实际上是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传统守护的现实需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运作进行了巧妙的对接。在对接中，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传统得以以“新瓶装旧酒”的形式而延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西学长驱直入的某种狙击效应；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技术也因此完成了在地化过程，融入到了当地的文化再生产。 可以以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为个案，来具体讨论商务印书馆如何以“古籍”为对象，为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生产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