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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生活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其文学表达中颇多国家话语，“中国”概念即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传统多元，言及中国的场合也有所不同，鲁迅笔下的“中国”含有复杂的歧义，诸如文化中国的珍贵遗产与负面传统，政治中国的社会弊端与主权尊严，历史中国的多元一体与中原意识等，矛盾交织，起伏变化，其中有鲜明的爱憎、深刻的洞察与准确的阐释，也不无认知的舛误，对此应该予以历史主义的分析。 【关 键 词】鲁迅/中国/歧义 【作者简介】张中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初指京师，继而扩大到京畿、诸夏，具有国之中心与正统的意涵；等到“中国”作为近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时，则已包含了先前环绕诸夏、渐次交织聚合、进而融为一体的“蛮夷戎狄”。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进逼侵夺，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国家意识愈加自觉。到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概念在文人的日常写作中时有所用。譬如光绪十八年十二月除夕(公历1893年2月16日)，梁启超在《覆汪穰卿同年书》中写道：“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以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犹如仇雠。”①进入20世纪，运用更加普遍。如鲁迅留学时期所作《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破恶声论》等篇里，“中国”这个概念就已经运用自如，前者上溯“中国古说，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②，后者认定诗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③。 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始于留学、到“五四”时期进入高峰、而后脉息不绝的个性话语，1927年以后的阶级话语，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国家话语所受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鲁迅作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之转型期的代表人物，身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代，在其文学表达中颇多国家话语。鲁迅的国家话语出自不同场合，具有复杂内涵与重要意义，值得认真考察。“中国”概念在鲁迅这里就具有多重认知，本文对鲁迅笔下“中国”的歧义加以梳理与分析。④ 一、文化中国：负面传统与珍贵遗产 据目前所见，鲁迅文学生涯中最早言及“中国”，是在1903年10月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的《月界旅行》中译本《辨言》中。他从日本近代文学始于译介西方科学小说受到启发，认为科学小说“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而“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⑤鲁迅以启蒙者的姿态走上文坛，后来尽管视野不断拓展、思想渐有演进，但终其一生，未改启蒙之志。 启蒙者以异域文化为参照，以个性化的现代眼光审视中国文化，必然会发现其“先天”的不足与日久的锈蚀，施之以犀利的指摘。1907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指出：“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欲救治“自发之偏枯”，抵御“传来之新疫”，则“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⑥。同样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称许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与此相对，批评“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文中慨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⑦ 鲁迅作为个性精神启蒙的先驱者，在“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不能不品味登高疾呼而应者寥寥的孤独与寂寞。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卷起大潮，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与澄清才有了深入的展开。其犀利的锋芒，指向许多文化弊端，诸如：残忍摧折女性的片面节烈观；严重压抑儿童的长者本位观；“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⑧之社会冷漠，围观的麻木——“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⑨；求稳怕变的惰性、保守性——“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⑩；“合群的爱国的自大”(11)；痴迷于形式主义的“十景病”；依赖门第或祖宗、抑或倚仗权势或金钱的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由此“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12)；等等。《狂人日记》以狂人的眼光翻看历史，从每页都写着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说这尚属小说之夸张的话，那么，《灯下漫笔》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文中把中国的历史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3)这里固然有力求震撼人心的杂文笔法，但毕竟是观点的直接表达，五四时期鲁迅对中国文化弊端的批判态度之激烈可见一斑。批判如此之愤激、甚至不无苛酷之处，正是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消除了层层制御的等级制度，自己不被吃，也不再吃他人，不是做奴隶，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的时代。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高潮迭起；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变，社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鲁迅的思想随之发生了重要转折，加重了社会关注，但启蒙立场并未放弃，对文化中国的剖析依然向前推进。如《太平歌诀》讥刺国民性的冷漠；《习惯与改革》批评“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阻挠改革之保守，呼吁对习俗与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14)；《新的“女将”》与《宣传与做戏》等篇抨击瞒与骗；《吃教》批评国人的少信仰、无特操、追时髦；《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篇指斥不顾儿童特点的中国儿童教育方法；《名人和名言》指出：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等等。 从国民性弱点及其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生态种种表征，鲁迅自始至终保持批判的立场。在批评的语境中言及“中国人”与“中国”(15)，焦虑与激愤每每溢于言表，甚至不无以偏概全之嫌。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鲁迅之于中国只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者，换言之，中国对于鲁迅来说只有负面意义。其实，鲁迅自幼在书香门第长大，耳濡目染之中所受中国文化浸淫甚深，对中国文化的自豪与钟爱已经融入他的精神血脉。鲁迅赴日留学期间，日本一面是西潮澎湃，席卷整个岛国，另一面是人们难以割舍对日本传统文化的依赖，一些学者执着于日本“国学”血脉的延续。留英归国的夏目漱石就为这样的矛盾所苦，并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与疏解，这种文化冲突与夏目漱石等人的努力给鲁迅以强烈刺激与深刻启迪。近代以来，外部列强步步紧逼，内部腐败僵化日趋严重，经历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之后，“穷则思变”的思潮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持续高涨。但无论是主张改良者，还是鼓吹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向中国传统汲取力量。1903年前后，或是在中国留学生较多的日本东京，或是在中国本土的上海等地，《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第4期起改名《汉声》，另有“闰月增刊”《旧学》)、《国粹学报》《汉风杂志》《河南》(16)等杂志纷纷面世，向传统溯源是这些刊物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较早地实现了承传中华文化的自觉，从步入文坛之初开始，就展示出对于中国文化的双重姿态：既是负面传统的批判者、澄清者，又是珍贵遗产的眷恋者、发扬光大者。 《文化偏至论》设计的途径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7)。从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鲁迅在梳理中国文化“固有之血脉”方面，付出了无量心血，颇多独创性的建树。1920年，结合在北京大学等校的授课，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小说史，1923年12月、1924年6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是为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1926年9月至12月，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略》(后以《汉文学史纲要》为题出版)。他还乐在其中地辑录古籍，印行笺谱，搜集汉砖画像拓片。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虽有起伏跌宕，但是一脉相承，未曾中断，虽有地域之别，但息息相关，多元一体。先秦的悠远，汉代的豁达闳放，唐代的魄力雄大，为鲁迅所肯定自不必说；魏晋风度与浙东硬气对于鲁迅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即使言及元、清两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述及元清两朝文学时，鲁迅仍是自然而然地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版图。《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为“宋元之拟话本”，第十四、十五篇为“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下)”，叙及清之小说，占七篇，较之明之小说，多出两篇。《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对满族汉军旗的曹雪芹之《红楼梦》评价尤高。鲁迅虽然屡屡讥刺那些总以中国精神文明历史悠久而盲目自满、抱残守缺者，但这一悠久历史无疑使他平添文化自信。无论是整体性地叙述中国小说史、文学史，还是片段性地言及中国文学艺术，鲁迅冷静的笔触中总是掩映着充实感与自豪感。 《故事新编》收1922年至1935年所作小说8篇，其主题指向，一方面着眼于国民性的批判与历史精神的澄清，诸如《补天》里二王为争王位殃及人间，学仙之逃生者的卑怯，愚忠者的昏昧，道学家的无聊，《奔月》里逢蒙的忘恩负义、狂妄自大，嫦娥的自私、懒惰、庸俗，《铸剑》里大王的残忍、贪婪，王后、王妃、大臣、太监的愚忠与蠢笨，闲人们的无聊、刁钻，《非攻》里曹公子的空谈“民气”，伯夷叔齐的僵化、迂阔、虚伪、自欺欺人，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唯无是非观”等，均在讥刺婉讽之列。另一方面则旨在刻画“中国的脊梁”。《补天》不仅以典雅凝练的笔触，出色地完成了文学史上要么竭力回避、要么恣意张扬的性描写，以象征的手法出神入化地把生命历程与历史进程叠印在一起，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女娲以天下为己任的宽阔胸襟和敢于同灾难抗争的无畏勇气。在民族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撞击、显露出种种罅漏的背景下，鲁迅从女娲这位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视为人类始祖的伟大母亲身上寻找到力量的源泉。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等差”说，主张“兼爱”、“非攻”，并有“摹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鲁迅早在1917年曾录写过《墨经正义》，后来在杂文中也多次提到墨子，他自身的务实精神与埋头苦干就同墨子息息相通。《非攻》选取墨子化解楚国攻宋危机的历史故事，形象地展现了墨子的思想光彩、聪明才智与人格风范，也褒扬了宋国的墨家弟子不惧强国、摒弃玄虚、切实备战的明智之举。大禹是中国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中国传统链条中光彩熠熠的一环，据《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颂“禹大圣”，若非躬行俭朴实干、为天下而操劳的“禹之道”，不足谓墨。鲁迅自幼崇敬大禹，不仅自己的感情色调与行为方式上有大禹的投影，而且在《〈越铎〉出世辞》等著述中多次表露对大禹的崇仰之心，《理水》更是精心剪裁了几幅剪影，生动地刻画了大禹克己奉公、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英雄形象。《出关》则把幽默的笔锋指向了道家鼻祖老子，一方面，借关尹喜之口批评他“真是‘心高于天，命薄于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借众人之反应来婉讽其表达幽曲、令人费解的“玄之又玄”；而另一方面，对老子也不无称许之意——老子对孔子拿六经这种“先王的陈迹”当鞋子的迂腐与固执的批评，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入微。老子之高雅与小吏们之伧俗，关尹喜对人才、学问的尊重与对老子的哂笑，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对照之中饶有深意。篇末关尹喜把老子的书稿“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更是绝妙的一笔，老子之玄言有用还是无用，引人深思。 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持有分析态度，当他愤激地表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8)，不管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全都踏倒”时，根本性的前提是如果那些古典阻碍我们的生存、温饱与发展之前途(19)。他对儒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适应等级制的伦理观、用以压抑人性的宋明理学，乃至越来越僵化、为统治者所利用的体系，而对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倒是不失敬意。 鲁迅视野里的传统，并不限于经典文化，还有广博深厚的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所极力张扬的复仇精神。取材于远古传说的小说《铸剑》，就是一曲为正义而复仇的壮歌。眉间尺的父亲费了整三年的精神，为大王炼成稀世宝剑，不仅没有因功受赏，反而以血饲剑，身首异处。杀父之仇激起了本来性情优柔的眉间尺的火性，他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毅然踏上了复仇之路。为了复仇，眉间尺不惜献头。为了伸张正义，黑色人宴之敖慨然相助。他不仅用计以利剑砍下了不义之王的头，而且当其落在滚沸的水里垂死挣扎时，他从从容容地斩下自己的头，与眉间尺的头协力奋战，将恶王咬得一败涂地、确死无疑，并且让那不义之王无法享受哀荣。眉间尺与宴之敖，以壮烈的殉身，达到了报仇雪恨、伸张正义的目的。其决绝的复仇精神与崇高的道义品格，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1936年9月所作《女吊》，赞赏绍兴戏剧中带复仇性的女吊，称之为“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20)。在鲁迅看来，在官家推崇的儒家恕道的对立面，民间还潜藏着脉息不绝的复仇精神，这是民族得以保存风骨、剔除赘疣的生命活力。 从留日时期开始，鲁迅一直没有放下批判国民性弱点的解剖刀，因此，常常招致误解。1925年1月17日，《京报副刊》发表《忽然想到?一》时，曾有鲁迅的附记，其中说：“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21)之所以要“画蛇添足”似的加以解释，就是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事实上，在批评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他总是努力发掘与弘扬民族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后期尤为明确。1934年9月所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抨击“自欺”早已有之、“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22)他所刻画的女娲、大禹、墨子、宴之敖，他所称许的王思任、曹雪芹、吴敬梓、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柔石、白莽等，就是这样的“中国的脊梁”。 鲁迅话语世界里的文化中国，是多色调的交织，有晦暗阴冷，也有光明温煦，有惰性的沉滞，也有灵性的活跃。加以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才能准确地认识其复杂性，防止误解的发生；也才能有效地汲取其资源，进一步激浊扬清，推动文明中国的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