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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中国：多元一体与中原意识 中国悠久的历史，鲁迅自然为之骄傲，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与金瓯无缺的国家版图，鲁迅无条件认同。但在其记忆中，总是抹不去异族入主中原时激烈冲突造成的创痛，在其历史中国的认知中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复杂色调。究其主要原因，一则源于古老的华夷之辨观念，二则源自清末种族革命的影响，三则来自左翼政治的效应。华夷之辨的观念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受到挑战，譬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清等历史时期尤甚(44)，而且确实逐渐弱化，但是，到了近代仍未消泯，甚至在晚晴革命者那里成为号召民众、推翻清朝的一种思想武器。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翌年春修订的《兴中会章程》规定的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显示出鲜明的华夷之辨色彩。1905年在东京成立新的革命团体时，孙中山不同意“对满同盟会”的名称，而力主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指出革命的理由在于满洲政权的腐败，若有同情革命的满人，应当允许其入党。但是，同盟会入会誓词、1906年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与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仍有浓烈的种族革命色彩。章太炎在1907年撰写的《中华民国解》里，甚至提出了以汉代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作为中华民国基准的荒谬见解(45)。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革命党才正式放弃种族革命观念，确立了“五族共和”理念。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明确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6)但是，对于华夷之辨与种族革命观念浸染较深的人来说，古老传统与革命传统的印痕并不那么容易去掉，仍然时有流露。早年参加过光复会、又曾拜章太炎为师的鲁迅，即是如此。他在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越铎〉出世辞》里，就有如下话语：“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47)以汉族为“主人”，正是华夷之辨的表征。殊不知在历史的变迁中，随着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扩大，中心与边缘亦在不断变动，地域扩展，中心放大，而且中心与边缘有时发生位移，边地民族入主中原，诸如契丹、满洲等，也都以中国之正统自诩。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曾经隶属于中国的汉、晋等朝，后来走向独立，但又较长时期与中国保持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甲午战败，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保护权”，朝鲜逐步被日本蚕食，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才获得真正的独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国人总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待朝鲜，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里就表露过“中华民国”对“蒙回”(蒙古与新疆)“任其去来”而朝鲜、越南“必当”收回的想法。但是，历史毕竟已经前进到民国时代，鲁迅的历史中国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1919年11月24日所做《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里写道：“现在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48)1927年2月16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发表的讲演《无声的中国》里，一方面沿用了满洲人与“中国”对举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中朝关系上则显示出清新的曙色。他说：“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49)这里用的是以往用惯了的说法，以中国与满洲人相对，视异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侵入”，这是典型的中原心态。但在这篇讲演的末尾，又说：“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笔者按：原文如此)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50)鲁迅尊重安南(中国对越南曾有的古称)与朝鲜的独立性，这分明已经超越了其先生章太炎，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正如历史演进起伏跌宕一样，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体认也时有反复。一方面清醒地认同中国一脉相承的悠久历史与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古老的华夷之辨根深蒂固，时而表露出来，二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1925年2月21日，鲁迅在《报〈奇哉所谓……〉》中回敬他人对其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言论时说：“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笔者按：原文如此)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存共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51)鲁迅的这番话语完全回到了既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认知。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看来，民族认同的根本标志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国家认同则在政治，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本来就是华夏不断融汇周边“蛮夷戎狄”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国划定国族，国族之内若干民族历史上的冲突不过是兄弟纷争。清代的国家版图为民国所继承，回溯历史，现在同属中国的古“国”之间的冲突是内部冲突，同近代以来外国进逼中华引起的中外冲突，不可同日而语。 中苏关系的复杂化与鲁迅的思想变迁，更是给鲁迅的历史中国观增加了变数。在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开始翻译苏联左翼文艺理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当选为常务委员(共7人)。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样，共产国际(苏联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策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左联党团影响到鲁迅。这种影响还通过冯雪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与鲁迅的深厚友情而发生作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告苏联劳动人民书》中说：“共产国际对日益严重的反苏战争威胁的回答是，号召开展声势浩大的动员，发动无产阶级力量起来保卫苏联——所有劳动者的祖国和他们同世界资本主义斗争的堡垒。”(52)共产国际认为，各国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应该以国内战争化解资本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从而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这一意旨不久即传达给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下旬，中苏关系因中方逮捕苏联人员而骤然紧张，7月10日，中方武力接管中东铁路，7月17日苏中断交，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7月29日，苏军炮击黑龙江省密山县当壁镇。8月，中东路战事全面拉开，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以苏联得利而告终。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组织游行、发动罢工，支持苏联。陈独秀对此表示异议，成为被开除出党的重要原因。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明确指出“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在这种背景下，鲁迅的一些言论就变得微妙起来。 在中东路战事全面打响前夕的7月28日，鲁迅写下《〈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就7月26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文章说事，实际上针对的是政府鼓动的“打俄国”。《快活林》文章称颂成吉思汗“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起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那结论是：……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鲁迅斥之为“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因为在鲁迅看来，“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可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53)即使到了1930年代，这种华夷之辨的痕迹在鲁迅言论中也不时有所流露。如1931年7月20日在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对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大不以为然，据此否认朱元璋“是民族的革命者”。(54)蒙古人自有其古老的历史，但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却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而且是疆土最广的朝代，后来者称之为“大元”并不为过；蒙古人也汇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谱系，在这个意义上“元人”确为当代中国人的“先人”之一。1934年9月25日所写《中秋二愿》，把“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的说法，“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的做法，讥刺为“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希望“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55)。鲁迅这几篇杂文的历史中国观又回到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阶段。 如果说前引几处还只是历史观发生了回潮的话，那么，1931年9月21日，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里所说的“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56)则是接受了借助共产国际表达的苏联观点，模糊了自身的国家主权态度，同前述主权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尖锐的矛盾。1931年10月23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虽然愤怒于“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但是，主旨在于抨击黄震遐描写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西征题材的长诗《黄人之血》，将“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而且“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57)。1934年11月21日发表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里也说：“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58)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的历史中国认知与民族危机判断均出现舛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从中也可以看出传统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59)，现实政治的影响是多么难以抵挡，二者联手，智者亦难免为雾霾所困。 我们不应苛求历史人物的所有言论都符合现代观念，何况现代观念也在矛盾中不断演进，但是，我们应该在现代观念的烛照下，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理清其脉络，追溯其源泉，辨析其矛盾，判断其是非。对待古人应该如此，对待鲁迅这样伟大的现代文学家也不应例外。 注释： ①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②鲁迅：《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原题《人间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有关鲁迅引文均出自此版本)，第9页。 ③鲁迅：《破恶声论》(未完稿)，《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④广义的文化通常分为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本文在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文化中国指精神文化，政治中国偏重于制度文化。 ⑤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⑥(17)(32)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第57页，第58页。 ⑦(3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70、102页，第65、103页。 ⑧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⑨⑩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第171页。 (11)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12)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 (13)(23)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229页，第227页。 (14)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229页。 (15)如1932年6月18日致台静农信中说：“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战时打到闸北寓所的都是中国炮弹，“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 (16)鲁迅曾在《浙江潮》《河南》上发表作品，对其他刊物也多有了解，1927年7月11日所作《略谈香港》里还忆及早年《汉声》封面所题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鲁迅对刊物的记忆有误，应为《汉风杂志》的封面，《汉声》“闰月增刊”《旧学》扉页背面。 (18)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9)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20)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7页。 (21)鲁迅：《忽然想到(一)》的《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2)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页。 (24)鲁迅：《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 (25)鲁迅：《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26)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27)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8)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502页。 (29)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30)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31)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33)参照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34)鲁迅：《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36)鲁迅：《随感录》，约作于1918年4月至1919年4月间，后据手稿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张之洞所作《军歌》有不同版本，其中有“方今五洲万国如虎豹，倚恃强兵利械将人骄。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看犹太国名本古老，只因无君践踏如草茅。”张之洞作《学堂歌》有：“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埃及国，古老邦，衰微文字多雕丧。越与缅，出产旺，权利全被他人攘。看诸国，并于强，只因不学无增长。” (37)鲁迅：《补白一》，《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8)鲁迅：《看司徒乔君的画》，《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39)鲁迅：《“日本研究”之外》，《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359页。 (40)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对此未予肯定，国民政府当局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分化瓦解第十九路军，1934年1月21日，事变以失败告终，李、蔡、蒋等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 (41)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1933年12月5日致姚克信中说：“闽变而粤似变非变，恐背后各有强国在，其实即以土酋为傀儡之瓜分。” (42)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48页。 (43)鲁迅：《“立此存照”(六)》，《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6页。 (44)可参看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160页。 (45)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里说：“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转引自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3年，在阐释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时，梁启超更认同“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73、1069-1070页。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混合而成”。(转引自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民国成立之后，曾有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企图从“五族共和”中寻找“民族自决”乃至分裂的罅隙，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才从1919年起重新阐释民族主义，不再提“五族共和”，主张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撰文，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 (47)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48)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49)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1930年1月1日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流氓的变迁》亦有：“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对举已经成为鲁迅的思维定势。 (50)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5页。 (51)鲁迅：《报〈奇哉所谓……〉》，《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1925年3月5日《京报副刊》所载《聊答“……”》、1925年4月29日所作《灯下漫笔》、1925年11月18日所作《十四年的“读经”》、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篇中亦有同样说法。 (5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53)鲁迅：《〈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148页。 (54)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 (55)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4-595页。 (56)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57)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328页。 (58)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59)把蒙古、满人与中国并称的不止这几处，还有1926年9月23日《厦门通信》、1934年11月2日《随便翻翻》、1935年11月6日《拿破仑与隋那》等。另外，1935年6月10日《“题未定”草 三》说：“‘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这虽是对三十年前的回忆，但仍依稀可见传统色彩浓重的历史认知。鲁迅：《“题未定”草(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