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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时期的叶公超(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新文学史料》(京)2014年 余斌 参加讨论

    四、两件不能不提的事
    叶公超在联大时期还有两件事不能不提:一是肩负北大使命,去北平劝周作人来昆明;二是受叔父委托去上海转移叶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以防被日伪窃夺,结果被日本人投入监狱。
    先说第一件。叶公超回北平属于公私兼顾,主要是安排家眷来昆并负特殊使命。时间应是1938年8月或9月(常风先生说是7月,似不确。据《吴宓日记》,叶公超8月6日才离开蒙自)。在北平两个月将家事安排妥当后叶公超先回昆明,同年底家眷离开北平南下,其间如何辗转不得而知,到第二年的8月叶公超才去香港将夫人孩子接到昆明,可以想见遇到的困难、周折不会少。但不管怎么说私事总算办好了,全家团圆。公事却没办成,这当然不能怪叶公超。此事常风知之甚详。常风是“京派”作家和批评家,与叶、周二位均有师生之谊。当时常风留在北平,叶公超到昆明后仍与他保持联系,且总讯问周作人的情况,担心周被日伪拖下水。叶公超到北平后告诉常风他这次回来还负有代表北大敦促周作人到昆明的使命。常风将叶回北平事信告周作人,周约叶去八道湾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俞平伯,常风也在。叶、周见面后先寒暄,然后——
    叶先生一面抽烟斗一面不疾不徐地向周作人传达他所负的使命。他还说朋友们都十分怀念他,希望他能早日到昆明聚首。周作人仔细听着,手里玩弄着扇子,他说他很感激大家,他也很怀念大家。可是全家搬到南方很困难,只要每月有二百元他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离开北平了。周作人就这样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的敦请和朋友们对他的爱护。
    八道湾这次会见之后周作人去看过叶公超,算回访吧,礼数倒是周全,但仍是强调困难,请北京大学和朋友们原谅他不能南行的苦衷。叶公超呢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明知再说什么也无用,可是还不得不再说几句请他再仔细考虑的话。结果可想而知:“叶先生没有完成使命就回了昆明”。(17)北大对周作人算是仁至义尽了。就叶公超而言,虽然使命未能完成,应该说这件事还是做得很好的,无论公事私谊,该做的他都做了。
    另一件事是保护毛公鼎使之未落入敌手。叶公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离昆飞港的时间是1940年6月18日,他在孝园率领家人种菜兼事囤积算起来只做了两个月。
    毛公鼎是叶恭绰收藏的一件西周青铜器,据说刻在上面的铭文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因此说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叶恭绰30年代初退出政坛蛰居上海以书画自娱,上海沦陷后拒受伪职,匆急中避走香港未及带走这件国宝,担心落入敌伪之手,乃电召在昆明的侄子叶公超急赴香港处理此事。叶公超接电后忙向外文系代主任柳无忌交代系务,旋即飞港领命。到上海后叶恭绰的小妾潘氏向敌伪告密,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叶宅,未找到毛公鼎就将叶公超抓走投入牢狱,对叶施行鞭挞水刑。真没想到这位时年36岁的西南联大教授,竟能硬挺住不说毛公鼎藏于何处。这么折磨了叶公超49天仍无结果,日本宪兵只好将他放了。放当然也不是白放的,据说是由他的哥哥找关系花了大价钱才得保释出狱,携毛公鼎秘密逃回香港。(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关于叶公超在上海被捕入狱的情形,叶氏好友顾一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条史料,他1982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叶公超先生》,里面讲:“抗战初期,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曾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由其妹julia嘱人携带重庆,指定交本人请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18)顾一樵即顾毓琇,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新月派成员,抗战时任教育部次长。顾的第一手史料应该是可信的。
    叶公超1940年赴沪转移毛公鼎后直接去了重庆,再未回昆明处理善后。袁永熹和孩子由叶崇德夫妇照顾,吴宓也帮着,叶公超遗留在昆明的两箱书就是吴宓(还有继任联大外文系主任的陈福田)帮着整理出售,同年冬袁永熹离开昆明飞香港也是吴宓帮着跑机票并与叶崇德一起陪送到巫家坝机场的。叶公超本人呢也从此离开了联大,离开了教育界。但叶公超与北大、清华毕竟很有感情,后来从国外回国述职路过昆明特意回了一趟联大,学校请他向学生作关于战时英国的演讲,一些老朋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19)
    这一段保护国宝的传奇经历成为叶公超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他即弃学从政,走上了外交之路。经人举荐,去国民党中宣部做国际宣传工作,先后任驻新加坡办事处主任和驻伦敦办事处主任。以后一路顺风,在外交部历任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代理部长,1949年升任部长,1958年改任台湾驻美“大使”。以后没几年突失宠于蒋,被召回台湾变相软禁,开始了长达20年落寞养晦的岁月。
    叶公超乃性情中人,绯闻较多。早年在北京曾与陈香梅的父亲共事,抗战胜利后陈香梅与陈纳德结婚请叶公超作证婚人,所以陈香梅与叶公超是很熟的,从小就叫叶为叔叔。据陈香梅的悼念文章中讲,早年在北京时,她母亲的几个妹妹都曾是这位叶叔叔追逐过的对象。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正如陈香梅在悼诗中所写的,“多少双纤手曾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叶公超逝世后,台湾报刊发表了不少文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可都是叶公超的弟子门人与早年知交写的,“而且都是须眉”,陈香梅为此颇为不平:“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20)
    陈香梅说的“你们”当指女性若干,其中一位当年就在昆明,她就是叶恭绰的养女,叶公超名义上的从妹叶崇范。她是西南联大机械工程学系教授汪一彪的太太,顾毓琇文章里提到的那位传送狱中纸条的julia就是她。初到昆明时汪一彪、叶崇范夫妇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家都住在巡津街9号,《林徽因文集》里有一张当时在院子里拍的多人照片,其中就有汪太太。叶公超去上海转移毛公鼎,汪太太也去了(不然哪有传纸条的事,但不一定是一起去的),结果共了患难,难中生情,照吴宓先生的话说就是“同在缧绁患难中,遂相恋爱”(21)云云。绯闻跑得快,一下子从上海、香港传到昆明即引起联大部分教授关于叶、袁婚姻危机的议论。叶、袁虽然未能离婚,但渐渐地也就名存实亡了。袁永熹1940年离昆后即辗转赴美国定居,长期任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两个孩子她一直带着长大成人,儿子叶炜还成了比较文学博士,做了教授,挺不容易的。1995年袁永熹逝世,比叶公超晚14年。
    其他有关人也说一说。
    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终生从政,亦终生涉足文学艺术,尤致力于清代词的搜集,编有《全清词钞》等。本人亦词人,著有《遐庵汇稿》、《遐庵词》和《遐庵谈艺录》等。50年代初自香港返回大陆,历任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和北京画院院长等。1968年病逝。
    叶公超的夫人袁永熹有个弟弟叫袁永熙也在昆明,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吴宓日记》里也有几处提到袁永熙,说他找吴宓下过棋,还一起去师院阅览室看书。但看不出吴宓对这个学生的政治背景是否有所察觉,估计吴宓未留意于此,叶公超恐怕也是这样吧。袁永熙50年代初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错划右派,1979年改正后任北京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他1982年发表的《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是很有价值的革命史料。
    孝园的主人金汉鼎,先后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护法运动。1922年陈炯明广州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金汉鼎与朱德等在上海法租界寓所拜见孙中山。北伐中任第九军上将军长。抗战胜利后支持进步舆论,后随卢汉起义。1950年,陈赓将军和宋任穷政委受朱德总司令委托亲往看望金汉鼎。后调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67年病逝,享年76岁。
    至于孝园(22),50年代初笔者在潘家湾读书时去过昆师游玩,但未听人说起。80年代末我得到点孝园线索去昆明师专寻访,找到位置,园子模样依稀尚存,但祠堂整体格局没了,好在主房尚存,那是金家祠堂的享堂,叶公超入住孝园后的居室。叶护送毛公鼎完璧回港并决定不再返昆之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张奚若教授迁居此房。房子旧些,但维护尚好,做了昆明师专离退休工作处的办公室。
    据陈开国、唐仿寅撰《金汉鼎传略》,那孝园原是很考究的:袁嘉谷(清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元”,相当于状元)为撰祠堂记,陈荣昌(光绪末年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为撰墓志铭。又托做过几天国务总理的李根源求在苏州讲学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墓表,然后就地请良工镌就运上海,再经海路、滇越铁路运到昆明。“孝园”二字是请国民党元老和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字大于斗,皇皇然。园内广植松柏花卉,建精舍数间,享堂一座。文字撰题集一时一方之精英手泽于一园,十分难得。
    是难得,可惜难得的那些都见不到了。
    本文初稿七八年前即已动笔,后陆续修订,增补。在此过程中,查证叶公超将卞之琳抗日小说《红裤子》译为英文在英国杂志发表的有关情形,很费事,云南师大图书馆西南联大书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无那本英国杂志。没法,只好远托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王丹璐小姐代为查询。王小姐慨然应允,多次去大英图书馆搜寻相关资料,终有结果,复印带回昆明交我,使心存悬疑的问题彻底弄清,落实,非常高兴,在此向王小姐表示诚挚的谢意。另,《叶公超批评文集》脱销,乃向该书主编、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求助,书无,得叶文复印件数篇。今秋,又请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庄慧玲馆长及王珮玲女士电邮传赠清华校友通讯所载顾一樵《纪念叶公超先生》一文及《叶公超散文集》封面图片。在此,向陈子善先生和庄慧玲、王珮玲两女士一并表示谢忱。
    余斌2013年12月,昆明大西门外
        注释:
    ①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p293。
    ②艾山:《文采风流音容宛在——叶师公超侧记》,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5期。
    ③吴宓:《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据1939年7月记录。
    ④《吴宓日记》。据1940年10月23日记录。
    ⑤《吴宓日记》。据1940年9月19日记录。
    ⑥《吴宓日记》。据1940年5月4日记录。
    ⑦《吴宓日记》。据1940年4月22日记录。
    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据第二卷之第一四七次常委会会议记录、第四卷之《西南联大改订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⑨叶公超:《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979年3月15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
    ⑩叶公超:《谈白话散文》,1939年8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平明》。
    (11)叶公超:《文艺与经验》,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1期(1939年1月1日)。
    (12)卞之琳:《红裤子》,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17期(1939年4月23日)。
    (13)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漏室铭——卞之琳散文随笔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14)叶公超:《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979年3月15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
    (15)艾山:《叶师公超侧记》。
    (16)梁实秋:《叶公超二三事》,1981年11月29日台湾《联合报?副刊》。
    (17)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
    (18)顾一樵:《纪念叶公超先生》,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第79期(1982年)。
    (19)据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鲲西《叶公超与现代新诗》(《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0)陈香梅:《叶叔叔,你安息吧》,1981年11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
    (21)《吴宓日记》。据1941年7月20日记录。
    (22)关于孝园遗址的探寻与考证,详见拙文《门外“考古”记?孝园》,见《云南文史》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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