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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性“大我”的异化与迷失 当重新审视两个文本中的男性时，发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伦理关系在“性别鸿沟”之间，如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其怨恨与报复、孤独与焦虑的病态双眸，揭示出在男权文化“英雄”、“美貌”与“财富”神话遮蔽下，因为爱情婚姻情感秩序的失衡，恋人、情人、夫妻之间没有内在灵魂的互识与对话，已造成人类两大性别群体遥远的心理距离。但是，男性并不知道自己已同女人失去联系，女性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男性仍然以自我性别优势在男权文化伦理规范之中感到深深满足，而把女性排除在外，并且“岿然不动”地拒绝以爱的行动向善的人性转变。 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战争与革命，从未完全渗透到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中，对倾斜的男女两性情感伦理秩序，从个体灵魂深处进行过性别彻底反思。尤其是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同女性一样，也是被男权文化建构的不真实的性别主体，没有真正理解“男性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如何被女性的非人化所加深的。因此，男性不仅无力对女性施以援助，并且通过在无意中所做的事情而强化了女性的疏远”。(17)男性自我性别身份的迷失，导致了“大我”膨胀异化与自恋崇拜的刚愎自用，以致内在人性善缺失与意志精神式微。而且，正是这种对男权“阳刚特权神话”的痴迷，使男女两性情感伦理关系陷入不同形态的断裂与危机。 在严歌苓、张翎这两个文本中，对两组男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从人性的复杂深刻批判了男权“阳刚特权神话”，而且从情感秩序与家庭伦理的日常生活中男性的缺席，解构了男性所谓“阳刚”、“伟岸”的虚假本质。在《妈阁是座城》里，一百多年前在美国旧金山依靠淘金、卖苦力谋生的梅家老祖爷梅大榕的嗜赌如命，在回国返乡的船上，一次又一次把准备成亲的血汗钱输得精光。然而，“入了洞房后，新郎把三次原途返回金山从而把梅吴娘从十六岁耽误到二十六岁当成毕生最大功业讲给她听。”他一次又一次地断指饮血、盟誓戒赌而欲罢不能，最终把自己身穿的衣服赌光之后赤条条投海自尽。而且，那个年代像梅大榕这样有“赌性”的男人已遍布江南小镇与上海洋场。男性“大我”在迷失膨胀中异化为自私、独尊、贪婪、嗜赌如命的人性恶的代表。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赌性”作为一种人性恶，历经近百年的文化血脉传承感染，一批批社会精英男性的“大我”人格贪婪欲望更无限膨胀，堕落为高级赌徒。在妈阁赌城一掷亿万的豪赌，把妈阁赌城制造成“财富灾难”的人性与金钱权力较量场，真可视为人性之“大恶”。然而，全世界模糊了善良与罪恶边界的人性赌场，可谓不计其数。男性置身于此的搏击，使其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与善的人性而走向自我毁灭，并殃及家庭、民族与人类。 如果说严歌苓以审视家族性别主体的遗传比较，来阐释女性的母性救赎力与男性“赌性”恶的破坏力，那么，张翎则以母系家族母亲的生育阵痛的男性缺席进行性别反思。《阵痛》里三代母亲的男人，怀揣正义的社会理想，视男权“英雄神话”为生命的最高信仰，一个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战场，最终被“战争灾难”毁灭。文本以男性“大我”行为的悖论，揭穿了男权“英雄神话”的本质。中国知识分子男人大先生，越南混血儿男人黄文灿，以及美国华尔街的男人杜克，离开自己的女人竟然是同一个理由——为了国家。他们让一代代母亲在战争灾难中孤独承受生育的阵痛。但是，一次一次参战对世界造成的创痛，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与战争肇事狂人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毁灭人类的战争。二十世纪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恶性循环”战争的最频繁世纪。野蛮、掠夺、杀戮与霸权，也是男权“大我”人性的无限度膨胀而酿成的“赌性”人性大恶。20世纪的“战争灾难”与现世代的“财富灾难”，所造成的“人性灾难”，只是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两个文本从男性个体人性“善与爱”的丧失、扭曲与异化，延展到对整个人类的平等、民主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从男性形象个体情感心理分析，新男权主义对封建两性伦理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对女性显形与隐形的歧视，发展至今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文尔雅的科技官员卢晋桐和一个大财团的董事长尚总的“暗赌”，就是为给“情人”梅晓鸥赌到一个拉斯维加斯的“总统套房”，以发泄性欲，赌掉了手指头，赌掉了产业，最后赌掉了梅晓鸥和他们的儿子，以及自己的生命。因为，卢晋桐把真心狠狠爱着他的梅晓鸥，只是当作权力与性欲望的一件消费品。即使在他跟梅晓鸥热恋的时候，“那时有钱男人对自己婚姻外热恋的女孩都采取一个时兴做法，把她们送到国外。说起来是要她们进修深造，实际上是让她们和他们的妻儿各归各，同时让举目无亲的寂寞女孩们更依赖他们”。(18)北京房地产大鳄段凯文，以不可一世的傲慢进行“一拖三”的豪赌，原因是想对梅晓鸥的身世进行探秘，以满足自己的霸道心态。“一个楚楚可人的女子，干上这么血淋淋的一行，必定有大秘密。妈阁有几个女人敢从赌厅拿出上千万的筹码借给一个个在赌台上搏杀的男人呢?”(19)但是，他最终仍然输得负债累累。一个笑容像刚醒的孩子一样的木雕艺术家史奇澜，经过“情人”梅晓鸥的开智，他试图利用梅晓鸥聚敛更多的财富，却在赌场输掉了自己“富可敌国”的资产。他的得救在于梅晓鸥的母性之爱唤醒了他的人性善良。 因为“自古男人在疆场厮杀，胜者为英雄，为壮士，为赢家，赢得女人的倾倒、委身，男人们杀了几千年，都想杀成赢家，宁可死，也要赢。现在没了疆场，瞬间的成败、死活、王寇就在铺着绿毡子的赌台上决出。他们相信女人的青春和美丽都属于赢家。”(20)也就是说，这三位赌徒表面上作为梅晓鸥的爱人、情人与挚友，其意识里仍是把她看成赌桌上的筹码或猎物。梅晓鸥的青春美貌撩拨起的是他们的性欲、物欲与权欲的攀比膨胀。小说特别写道，“梅大榕那败坏的血脉拐了无数弯子，最后还是通过梅晓鸥伸到儿子身上。或者卢晋桐的基因加上梅大榕的血缘最终胜过了梅吴娘和梅晓鸥，成为支配性遗传。也许都不是，人本身就有恶赌的潜伏期，大部分男人身心中都沉睡着一个赌徒，嗅到铜钱腥气，就会把那赌徒从千年百年的沉睡中唤醒。”(21)追溯东西方男性身上存在的“大我”迷失或异化，都是男权构造男性人格的“顽疾”，于古老的“赌性”基因和现代的金钱物欲催化下，变异得更隐秘多样，对人性的破坏更触目惊心。 剖析《阵痛》里的三位男性形象，中国知识分子大先生背着更沉重的文化负担，是“叫慢刀乱刀凌迟致死的”。他之所以娶上官吟春为妻，是因为她长得太像初恋女友，再后来是他被庸医判决没有生育能力，再后来是自己的妻子被日军强奸，他怀疑妻子腹中的“那块肉”是日本人的种，再后来是“那面膏药旗”……他怀揣报国理想却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而死于不能承受“一刀一刀挨着剐”的对家、国、世道的绝望之痛。因为，在他的婚姻意识里，上官吟春就是一个“替代品”。然而，身上流着二分之一法国血统的越南男人黄文灿，肩上挑的也是他正在燃烧着战火的国家，“他用他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喂养着他的国家。而她用她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喂养着他。她知道她贱，她只是忍不住。她身上流淌着她母亲的血，这腔血里有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能让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贱到泥里尘里，死上千回百回。”(22)因为，“一边是他的国家，一边是他的情人。为成全她小小的一段情缘而押上一整个国家的性命，她知道那是罪孽。”除非“她其实永远也不能完全得到这个男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投给了这团火。除非她把自己也投进他的火里，或许她还能捡着一两片他烧剩下的热情”。(23)虽然说这一对恋人是真的相爱，但是，在得知爱人意外怀孕之后，他爱他的国家大于爱她和她腹中的婴儿，最终离开爱人，奔赴前线战场。美国男人杜克，在夫妻情感生活中，做每件事情都要蒙上一个国家的盖头，不是美国，就是中国，随时随地趴在武生的肩头指点她的路。他知道妻子并不爱他，而是没钱交学费才嫁给他。他对妻子一直推迟要孩子、一次次偷用避孕药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他们中间隔着两座一生也攒不够力气去攀爬的山：他太老，太爱控制；她太自尊，太爱自由。他虽然喊着“我爱你，这辈子只爱你”，惨死在“9·11”世贸大楼的爆炸声中。但是，他的爱就是一种对女性的控制欲。尤其当男性个体生命在潜意识里摆脱不了对男权文化的心理依附时，他们就会抛弃所谓的小我私情而投入所谓的“国家”，实现社会“大我”价值，恰恰成为男权文化的“祭品”。 其实，从人性构成根源上讲，男性从男权“阳刚特权神话”的“宠儿”异化为其生命的“祭品”，是因为大多男性身上都潜藏着“大我”的“赌性”而未能获救。但是，内在人性存有善与爱的男性，会被女性的母爱唤醒而得救。女性之所以能够获救，同时可以拯救家、国的混乱世界，是因为大多女性身上都潜藏着“母性”——善与爱的力量。那么，男女两性在冲突与融合中就有一种共建“完整的人”的人性的可能。 综上所述，两个文本犹如以女性为主体的母爱寓言神话。因为“梅家上溯五代的男人都不作数。”(24)才成就了两位母亲梅吴娘与梅晓鸥的救世与自救“神性”；因为上官母亲家族的三代男人也“都不作数”，才诞生了在战乱废墟之上播种希望的“灾难女神”。而且，坚信“女性世界总有一天将展现出它的能量、它的构造，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或是它繁花似锦的面貌。女性之花使未来向着我们开放。正是由于这奇异的景观，世界才始终使人捉摸不透。”(25)其实，人性是不分性别的。因为，追求“完整的人”的人性，是男女两性共同的最终极目标，从而形成的一种女性经验，是和人类文化相统一的“集体记忆”。而以女性文化之根、生命之树、精神之翼进行的历史叙事，试图建构起一个以母爱关怀伦理为核心的、多元互补共生的、两性平等和谐的文化政治，依然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路漫漫其修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