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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价值的性别对比 两位女作家从不同的侧面，把历史蒙上的层层面纱巧妙地掀去了。以家族喻国族与人类，以血缘遗传喻文化根脉传承，运用性别和生命价值比较与重估的方式，用家庭日常生活伦理与情感道德秩序的断裂与疼痛，来唤醒失去的历史记忆与迷失的灵魂，重新确认人类个体生命的文化血缘根脉，试图为现世代人寻找一种超越精神困境的途径。《妈阁是座城》把物欲横流的现世景观与历史纵深处梅家日常生活事件相交与重叠，让梅家富有“神性”的祖奶奶与患有“赌性”魔怔的祖爷爷，演绎一场“父精母血”的基因遗传、灵魂世代博弈的性别战争。《阵痛》以三段“战争灾难”中遭遇生育“阵痛”的三代母亲为隐喻，凭借着一个母亲身体的力量，经历母胎一代一代的生命孕育，在二十世纪“抗战”、“文革”、“9·11”的历史灾难之中，创造着生命的奇迹。文本以女性与男性家国情感伦理个体不同的道德经验，构成性别生命价值的强烈对比，殊途同归地阐释母性是人类最神圣的雌性，母爱精神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人性善根。从而揭示在构建后现代新文明中，以善良母爱为核心的平等关怀伦理的普世意义。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男权文化塑造的“现代自我是一个男性”，“是以男性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决定为模型的。”也就是说，作为家国情感关系的文化伦理秩序，均为“男性的世界经验以及他的思维方式的产物”，④男性永远是主体存在控制一切，女性总是隐形的边缘在场或缺席。但是，这两部小说却以母亲为主体的在场与父亲的缺席，以性别显形与隐形、在场与缺席的置换与延伸，组成多声部的复调，不仅体现出文本超性别与跨时空的架构特点，而且，在推动故事情节进展过程中塑造家族人物的命运沉浮“无常”、个体灵魂的超验性深度，酿造出一种精神召唤的宏阔气场。“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声音、被埋葬的妇女经历、被忽视的妇女所关注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位置。”⑤小说从个人日常生活性别政治的维度，重估情感分裂与“亲密性转变”伦理关系秩序，直指男权家族伦理文化盲点，宣示其反传统与现代性的男女平等伦理观念。对“全球政治秩序中最广泛层面上的民主可能性”而言，潜藏着一种文化政治的乌托邦理想。 严歌苓把被世人称作“疯女”的梅家祖奶奶梅吴娘，幻化成一位永远活在民间的母神，穿越梅氏家族的历史时空与现世围栏，随时可以出现在需要她“救世”的现场。然而，她的“神性”来自对丈夫怨恨与绝望的个人体验，为斩断丈夫梅大榕的“嗜赌”血缘，她采取了残忍的“杀子”、“残子”与“自残”的极端手段。因为“她太怨恨太小看男人了。嫁到梅家之前，梅吴娘的娘家村里就都是梅大榕这样的男人，出洋去番邦淘金沙，死了一半，活着带上全部金沙兑换的钞票钻进赌档丢光。”⑥也就是说，在梅吴娘的家族日常生活体验里，“梅家人——其实就是梅家的女人，因为梅家上溯五代的男人都不作数。”⑦一语道破了女性身份在家庭伦理情感关系中不平等的千古奇辱。但是，这位“不作数”的老祖却以血缘遗传实现着他无处不在的灵魂在场，制造梅氏家族的一次次劫难。他不仅把嗜赌基因遗传给自己的儿子，还将一双辨识赌徒的慧眼遗传给第五代孙女梅晓鸥，让她在以赌码为街道、以贪婪为楼群、以大款为能源的澳门妈阁赌城，蜕变成一位操控赌徒生死权的职业掮客。尤其是，还拐弯抹角遗传到梅晓鸥的儿子身上，并且借着现世代人类“发财梦”的欲望狂潮，逾越家族血缘之堤而肆意横流。 在妈阁的赌城里，不仅可以窥见全球数以万计的赌城豪景缩影，而且，可以亲眼看到现世代的新赌徒。仿佛和老赌徒梅大榕在妈阁赌场的灵魂聚会似的：北京的房地产大亨段凯文、“富可敌国”的木雕艺术家史奇澜、原国家某部委科技官员卢晋桐，一个个社会精英疯狂的恶赌场景，一个个最终堕落为债台高筑的“人渣”。当年梅家祖奶奶梅吴娘，为斩断丈夫梅大榕赌性血缘的“母爱拯救”场景，正在妈阁赌城不断重演。比如说，“第二次看着卢晋桐断指的梅晓鸥心那么冷那么硬，就是梅吴娘附体。梅吴娘似乎明白男人在此刻要唱的苦肉计，干脆她替他们唱，把她自己的手掌制成一块核桃壳，这一唱就唱绝了。晓鸥冷眼旁观卢晋桐第二次对着自己的手指头举起刀，她一动不动。她一动就会夺过刀朝卢的脑壳剁：祸从它起，跟手指无关，那里面装着疯了的脑筋，输钱输疯了，想钱想疯了，祖祖辈辈把穷疯了的苦楚和屈辱通过祖祖辈辈的父精母血灌输下来，灌输在那脑壳里，渐渐形成一句暗语：发财要快啊!”“从北美大陆的东西南北向拉斯维加斯进发的‘发财团’大客车上，满载万千华夏子孙。”⑧这些以家族伦理关系为纽带的个体人性的灵魂在场与博弈，自然引申到对现世代人性物欲膨胀的犀利批判。 在《阵痛》里，以上官吟春为代表的母亲家族，三位母亲都是意外怀孕，并且三代女儿单传，三代母亲独自穿越一段又一段“战争灾难”的生育之痛，在硝烟废墟中孕育的新生命，承载着历史前行。每一个女儿的诞生之时，其亲生父亲并不在场或已经死去。因此，母亲最伤心的痛就是男人不在场的“缺席”。张翎写道，“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⑨这种女性生育经验的意象隐喻是复杂的，是具有文化政治延伸性的。其折射出一个母亲的阵痛之后，带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希望；一个时代的阵痛之后，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崛起，更是人类社会和谐的预言。也就是说，是母亲以善与爱的精神火种，拯救着人类的灾难世界。 两个文本的情节，随着两个家族基因遗传流动的史脉推进，不仅强调“血缘”作为隐藏于家族遗传生命流变里的“元文化”，对后世家族儿女个体人格心理的神秘影响，而且作为一种人性血缘基因的文化之根，对人类社会也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力。文本描述由家族伦理性别关系的失衡所导致的家庭“乱世灾难”，延伸到人类社会更广泛的“财富灾难”、“战争灾难”，在复调递进多层级互动中以女性的母爱之根基，重塑人性力量谱系，显示出其性别反思与灵魂自省。两位女作家以性别伦理之眼，揭开人类对多重生存时空“共时性”困境的集体无意识，即至今仍雄踞主导地位的男权统治，以及产生的性别等级制度与不平等伦理关系，历经数千年的话语权力与策略的再造，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文化认同。男性作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男权文化宠儿，造成对内在人性里以“大我”压抑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因为“深层的文化潜流微妙细腻、始终如一地构建生活的方式，尚未被人有意识地表达清楚。正如空中隐而不显的气流决定风暴的轨迹一样，上述隐蔽的文化潜流塑造着我们的生活。”⑩那么，围绕着一种性别沉默而建立的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更滋生了现世代掌控财富与话语最高权力的男性的贪婪霸权。 问题在于，如果人性的贪婪是一种个人性的迷失，还有望于社会整体精神伦理道德的治愈，但这种集体无意识引发了现世代人类普遍的人性病态。从梅家老祖梅大榕的恶赌，数到现世代的房地产大鳄、权贵政要、科技精英……都争先恐后跻身于“妈阁”的豪赌“巨人”；从被战争毁灭的那些怀揣理想的“英雄”，数到历代非正义战争的肇事“狂人”、极端暴行的恐怖主义；从为经济高速发展而对科学技术的极度开发，数到大自然千疮百孔的生态危机；从追求物质金钱享乐的爱情婚姻家庭价值观，数到肆意嚣张的家庭暴力，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比比皆是的婚外情、一夜性等等，人类的现实困境，就在于追逐物欲永不满足的“赌性”。 两位女作家在现实批判与历史反思中，从家族伦理个体生命的性别关怀出发，重新审视由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延伸到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吞噬，诠释了男性同样是被男权文化压制的牺牲品，意在强调以母性的善与爱为核心，重建平等和谐、互补共生的两性关系，进而为重构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万物平等”的伦理关系，提供一种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二十世纪经历苦难的华人来说，弱国子民的超越之途，可以有两条：一条是苦难升华，另一条是乌托邦扩张”。(11)两位女作家正是遵循这两条路径，从家族根基遗传层面对民族性与人类性进行开掘，对男性尊严与力量的精神死亡，表现出莫大的隐忧，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