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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研” ( 10BZW038)、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中唐儒学与古文运动研究” (教外司留 2010- 609)阶段成果之一。 [2]关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著作，张稳苹、户崎哲彦有细致的钩稽考辨，参见张稳苹《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89年）页78-88；户崎哲彦《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91年）页462-482。 [3]陆淳纂《春秋集传微旨》，《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卷上，页10。 [4]同前注，卷中，页28。 [5]同前注，卷下，页58。 [6]同前注，卷上，页8。 [7]同前注，卷上，页15。 [8]同前注，页1。 [9]同前注，卷上，页14。 [10]关于《公羊传》荣复仇之义，段熙仲有深入的分析，参见所著《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552-558。 [11]（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卷6，页122。 [12]陆淳纂《春秋集传微旨意》卷上，页8。 [13]同前注，卷上，页4。 [1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5，页97-98。 [15]同前注，卷5，页97。 [16]《春秋公羊学讲疏》页559。 [1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1，页236-237。 [18]关于公羊学“以功覆过”原则，高恒有细致的讨论，参见所著《公羊春秋学与中国传统法制》，柳立言主编《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页21-22。 [19]《春秋集传微旨》卷上，页3。 [20]《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页14。 [21]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92。 [22]陆淳纂《春秋集传纂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1，页2。 [23]同前注，卷1，页6。 [24]同前注，卷1，页6。 [25]关于啖、赵思想的分歧，参见（日）吉原文昭《关于唐代〈春秋〉三子的异同》，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页339-397；拙作《啖、赵〈春秋〉学的分歧与会通——“变周”、“从周”与中唐思想变化》，《中国经学》第4辑（2009）页177-190。 [26]《春秋集传纂例》卷1，页6。 [27]同前注，卷2，页34。 [28]张稳苹对中唐春秋学尊王思想有细致的分析，其中举出的例证，多出自《纂例》，参见所著《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页128-133。 [29]《春秋集传纂例》卷3，页63。 [30]同前注，卷5，页95。 [31]同前注，卷7，页156。 [32]陆淳纂《春秋集传辩疑?凡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3]同前注，目录，页1。 [34]同前注，卷1，页7。 [35]关于汉代《春秋》义例学撰作情况，王葆玹做了详细的梳理，参见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14-119，页184-191。 [36]同前注，卷1，页7。 [37]同前注，卷4，页68。 [38]同前注，卷4，页66。 [39]（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4-17。 [40]同前注，页11。 [41]（晋）杜预撰《春秋释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1，页6。 [42]《春秋集传纂例》卷1，页8-9。 [43]同前注，卷2，页20。 [4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3，页63。 [45]《春秋集传纂例》卷9，页195。 [46]同前注，卷9，页190。 [47]同前注，卷9，页197。 [48]同前注，卷2，页26。 [49]同前注，卷5，页96-97。 [50]《春秋集传纂例》卷8，页1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