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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唐春秋义例学的基本宗旨与方法 中唐以后，言《春秋》义例者，多称道啖、赵等人言例之成就，在《春秋》义例学史上，啖、赵等人的贡献，值得深入的分析。 啖、赵等人之言例，最显而易见的特色，是要摆脱三传之义例传统的束缚。赵匡严厉批评三传“其宏意大旨，多未之知，褒贬差品，所中无几。……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惩劝，乖经失指，多非少是。”如此悖谬错乱，遂使“圣典翳霾千数百年”， [34]所以要摆脱三传，直接发明圣经义例。当然，所谓摆脱三传，其实是依据自身的原则而对三传进行取舍，是融合三传义例而言例。自汉代以来，言义例者，多拘守一传，例如，刘歆《春秋左氏传条例》、杜预《春秋释例》即专据《左传》言例，何休《文谥例》专据《公羊传》，范宁《春秋榖梁传例》专据《榖梁传》。 [35]啖、赵等人则融合三传之例，对三传义例的取舍标准有两个主要内容：其一，在基本宗旨上，以“兴常典，着权制”的原则，反对公羊的改制之论，提倡宪章周典而“明常着变”；其二，在方法上，以“考经推理”的原则，驳斥三传言例之不合经、悖于理的地方。这使得啖、赵等人之言例，反对以史例说经、注重褒贬之义，同时也增强了强调义例内在贯通一致，立论有据的学术化色彩。 《纂例》一书的基本格局，是由赵匡“兴常典，着权制”这一宗旨所奠定的，因此，《纂例》对义例的分析，尤其关注“常典”与“权变”的关系。《公羊传》提出“常事不书”的原则，其立意之重点，乃在于发明孔子圣心独运之智慧，侧重乃在孔子“作”春秋之“作”意，而公羊所理解之“作”，乃包含了鲜明的改制创法之思想。赵匡虽然也强调孔子圣心制作，但认为其核心宗旨，乃在于宪章周典，补常法所不及，其立足点，仍在周典之常制，因此，他虽然接续了公羊家“常事不书”之说法，但其用意则侧重“常事”与“权变”之关系。他对于《春秋》缀述之体的概括，就鲜明地体现出着眼于“常”“变”之间的特点：“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所以体者，其大概有三，……，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并非常之事，亦史册所当载，夫子因之加褒贬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36] 通观《纂例》一书，其中讨论“常典”即周典礼制的内容，十分丰富，如“王臣来聘”例，啖助云：“《周礼》云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人君亦有聘士之礼。《榖梁》曰，聘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当聘诸侯，殊误矣。” [37]此处以《周礼》驳《榖梁》之非。又如对告月视朔例、郊庙雩社例等的讨论，更有许多考求周礼典制之语。又如“朝”例，论及诸侯相朝之义，则云“据《周礼》五等之制，以牧伯帅之，则必令相朝，但不知令几年一行耳，其正礼不可得而寻也。” [38]虽然“正礼不可得而寻”，但据“常典”以论《春秋》述作之义的用心，还是显然可见。 在关注“常典”这个问题上，啖、赵与杜预据《左传》而言例的特点，多有接近之处。杜预将义例区分为正例、变例、非例，正例是史书之旧章，反映了周公垂法；变例则是孔子新意。其《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 [39]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国史所修，鲁国旧史秉承周公遗制，孔子作《春秋》“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40]杜预非常关注对“正例”的探讨。《释例》中有不少内容是在综辑坟典，探究古礼，以明周公遗制，以此为基础分析《春秋》的褒贬之旨意。例如《释例》分析“即位例”，则云：“凡有国有家者，必审别嫡庶以明正统，君薨之日，嗣子之位已定也。《尚书·顾命》即是天子在殡之遗制也，推此亦足以准诸侯之礼矣。天子诸侯丧制与士不同，国史每备而录其得失，嗣子位定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继父之业，成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遭丧继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于策以表之。隐既继室之子，于第应立，而寻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让桓。天子既已定之，诸侯既已正之，国人既已君之，而隐终有让国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 [41]这里，《释例》先以大量篇幅分析“典策之正文”，根据《尚书》等文献记载加以推度考订所谓“即位”之礼制，再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隐公何以不行即位之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