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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宋元以后言义例者，多标举啖、赵等人之意见，其义例学上的成就，很值得分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在围绕义例的讨论中，得到集中呈现，因此，不关注啖、赵等人的义例学思想，也难以对中唐春秋学的整体面貌，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即试图以《纂例》为中心，对中唐春秋学之义例思想，做出一些分析。 一、 义例与学派思想的会通：《春秋集传纂例》是中唐春秋学的集成之作 据史志记载，啖助、赵匡、陆淳有多种春秋学著作，但今天传世较为完整的，只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辩疑》（以下简称《辩疑》）、《春秋微旨》（以下简称《微旨》）三种。 [2]如果将三部著作的内容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辩疑》与《微旨》各有其侧重，前者突出了“考经推理”的疑辨学风，而后者则侧重“立忠为教，原情为本”、推重“尧舜之道”，这固然是中唐春秋学的核心要旨，但并不能赅备其完整内涵，只有《纂例》一书，在包容《辩疑》与《微旨》之思想内涵的同时，又加入对“常典”与“权变”的复杂思考，对“尊王室”、“正陵僭”的提倡，而成为中唐春秋学的集成性表达。 陆淳所纂《春秋微旨》是中唐春秋学研究最受关注的作品，在历史上，此书也被视为中唐春秋学的代表作。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令其深受震动的新春秋学观点，大多可以在《微旨》一书中看到。而通观全书，会发现此书有很鲜明的倾向，就是推重尧舜至公之道，讲求“立忠为教、原情为本”、“变不失正”。 《微旨》十分鲜明地提倡“责君”、“正君”之义，儆惩人君之言，所在多有，例如桓公“十五年五月郑伯突出奔蔡”，“淳闻于师曰：‘祭仲逐君，其恶大矣；没而不书，其义可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见逐，其恶甚矣，圣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诸侯之奔，皆不书所逐之臣，而以自奔为名，所以儆乎人君也。”[3]这里，陆淳等人将贬责的锋芒避开逐君之臣，而指向被逐之君。类似责君甚于责臣之意见，又见于闵公二年“十有二月，郑弃其师”，这里，郑帅高克弃师而逃，其罪显而易见，但陆淳等人的意见则认为：“夫人臣之义，可则竭节而进，否则奉身而退，高克进退违义，见恶于君，罪亦大矣，不书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见恶于君，其罪易知也，郑伯恶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礼，兼弃其人，失君之道矣。故圣人异其文，而深讥焉。” [4]这里，将高克弃师的罪责，又推本到郑伯失为君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