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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在这方面的深刻思考，皆集中于他们的“新理想主义观”当中。“新理想主义观”是在吸收实证科学时代的精神内核，并修正其缺陷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现实精神”就完全源自实证科学时代的观念。实证科学时代的“现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科学观念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求人生之真的态度上，具体而言，实证科学时代的思想家们借助于科学观念的支撑，敢于大胆直面现实，揭示表象掩盖的内幕，并且对日常生活及社会现实做出广泛深入的考察评判；同时，他们立足科学观念，进行了严肃的历史研究与批判，揭开以往被不同类型的意谛牢结，或者传统观念的历史“神话”所遮蔽的黑暗的历史，因此洞察了历史的黑暗与现实的真相；同时他们还大刀阔斧地破坏既成的宗教、道德、教育及所有偶像[1]。很明显，这种扎根于科学观念之上的“现实精神”是中国当时最缺乏的，因为中国人未曾得到过科学精神的彻底洗礼，这不仅造成中国人精神混沌、头脑糊涂，不能清醒、客观地看待现实，而且还缺乏批判的勇气与力量，既不愿睁开眼睛来看，也不敢大胆无忌地表明真实，始终在“瞒和骗”的敷衍中自欺欺人。 不过实证科学时代思想家们的“现实精神”也具有巨大的局限性，他们的“现实精神”仅仅停留于“求真”“偶像破坏”等发现历史及现实真相的阶段，并不能进一步投入积极的社会改造中，反而否定理想等超越性的精神，认为现实已经被“极端之决定论”的锁链紧紧枷住[2]，不可改变。在这一点上，现代人道主义者们的“现实精神”远远超越了实证科学时代的思想家们，他们反对实证科学时代的消极认知，在保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清醒头脑的同时，又立下投身社会改造事业当中的坚定理想，并确信终极目标的理想会实现。而且现代人道主义的“现实精神”与“理想主义”“社会改造勇气”的紧密连接，保证了现代人道主义者们的理想与社会改造工作，并不是空想家们的梦幻，亦非是对向风车的战斗，而是有着“现实精神”作支撑，具有完全的现实性。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看来，这种建立在坚实“现实精神”之上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是改造社会的真实有效动力，应当成为“新人”最为重要的精神禀赋。 此外，“爱与理解”、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的养成，对于“新人”理想人格塑造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疗治国人的精神痼疾，为精神改造奠定基础。 现代人道主义者对社会改造的理解较为特殊，他们的社会改造以完全更新人类社会、彻底扭转人类历史为鹄的，而这一立意高远的计划，完全建立于对个人的精神改造、精神感化基础之上。他们这种判断基于如下的思考：亘古至今，整部人类史一片黑暗，其中始终贯穿着人性的恶劣、社会的罪恶、人类的不幸、历史的残酷，究其终极原因，皆在于“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周作人《〈齿痛〉译者附记》，《新青年》7卷1号)[3]。而本来人类间的相互理解，人心赤裸裸的相见，原为所谓理想的“自然人性”的本然存在样态(顾颉刚《〈隔膜〉序》，1921年7月10日作)[4]，因此打破人心之间的“隔膜”就成为社会改造的关键枢纽。而要做到破除“隔膜”，除了理解接受现代人道主义的真理，并在情感上发生真正的转移，拥有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之外(周作人《〈点滴〉序言》，1920年4月17日作)[3]，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每个人是否具有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等的能力，能否去“爱与理解”。这一问题虽然一直是人道主义的重要命题，但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那里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因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认为，这种能力的严重不足，实际已经成为妨碍中国人精神改造与社会改革的最为强大的阻力。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族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诚与爱，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许寿裳《回忆鲁迅》，《新华日报》(重庆)1944年10月25日][5]，这致使中国人的精神异常麻木，并进一步演生为严重病态的精神“残酷性”，以“赏玩”别人痛苦为乐的“变态的残忍的心理”(仲密《山中杂信·四》，《晨报·副刊》1921年7月17日)[6]，令中国人堕落入“非人的生活”，这种情形使中国人的“爱与理解”难以实现。 基于这一现状，“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强调培养“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或曰对他人精神的敏感性的问题，并将其当作最应率先解决的难题。为此他们着重提出两种重要方案：一种是已觉醒之人先开始过上理想的生活，借此逐渐感化那些病入沉疴的国人；另一种则是更为直接的方式，即通过符合“人的文学”标准的文艺作品来沟通相互隔绝的人心。“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充分信仰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所开创的文艺观念，他们对文艺感染人的情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而最终彻底改变人的精神的能力，给予了极高的期许。当时“五四”新文艺界最喜欢引用安德列夫的一段自白，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期望，安德列夫在做出人间不幸皆来自于人心隔绝的判断后，高度评价了文学的崇高功用，“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尚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3]。应该说这种文艺观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艺观念，而成为重要的社会改造观念，目标直指人类的精神革新、理想社会的创造。“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相信借助文艺这一利器，必能扭转国人异常麻木的精神痼疾，使他们能够感受其他人类的情感、精神，从而铺设好进一步精神改造的基石。 其实，关于“新人”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念，如以“爱的哲学”为核心的社会改造观等，限于篇幅，不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