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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王金胜，青岛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吃人”由一个经验性历史事实而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表征。鲁迅《狂人日记》的巨大贡献在于，它将“吃人”的观念化表达熔铸为一个重要文学命题，并形成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经典性现代认知。莫言《酒国》延续并转换了这一“吃人”叙事传统。小说在主旨、意象营构、人物塑造及话语风格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狂人日记》的影响。但作为传达某种当代文化隐喻的小说，《酒国》是莫言在特定的现实政治和市场经济语境中，循着自身创作内在的思想与艺术脉络，借助颇具民间色彩的先锋性叙述所完成的个性化美学创制，小说对“吃人”的再叙述也由此成为转型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寓言和主体命运的见证。 【关 键 词】《狂人日记》/《酒国》/吃人/启蒙/主体 一、“吃人”：一个现代发现 “吃人”之被发现，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吃人”由一个历史的经验性事实而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源于现代性在中国地平线上的出现。只有在现代情境下，“吃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或对传统文化的本质性认定)和文化政治问题才成为了一个被反复言说的话题。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看来，这一话题不仅有不断重提的必要，更是确立其现代主体的必需。他们借由现代知识所造就的眼光，从围绕在周边和纠缠在内心的历史力量和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反观历史和反思现实与自我的生命感、历史感，造成了“现今吃烈士”与“历史之吃法”①的截然不同。 现代进入中国，意味着“人”的发现，同时也意味着“吃人”的被发现。从鲁迅开始，“吃人”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用来进行历史和文化批判的经典文学意象。在《狂人日记》中，他首先将对中国历史“吃人”的发现熔铸为一个文学命题。鲁迅的所谓“吃人”，既建基于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经验性事实的指认，又超越了梁启超“新民说”而将其理念性的传达艺术化为一个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之本质认知的隐喻性表达。具体说来，鲁迅“吃人”叙事内涵有三个方面：其一，“吃人”现象本身。这并非鲁迅“吃人”叙事的重点，而是其叙事展开的历史与事实依据。“吃人”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就源自这一历史真实。其二，作为文化隐喻的“吃人”。它指的是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实乃对人的个体精神性存在的否定，也是对人的现世生存与发展的否定，由此展开对传统历史、文化也即“国民性”的批判。这构成了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其三，人性意义上的“吃人”。即每个人都有“吃人”的本性和潜在可能，由此达到对人性的深刻忏悔。这体现了鲁迅超越性的现代人性意识。《狂人日记》中包含着作家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强烈的思想动因，而体现作家这一认知和思想的则是“吃人”这一统摄全篇的核心文学意象。 二、现代中国文学“吃人”叙事传统的延续 自《狂人日记》开始，“吃人”不仅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叙述对象，而且几乎构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性现代认知，并潜在地孕育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气质。巴金的《家》，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可谓探讨这一话题的经典之作。进入当代，文学继续在象征和隐喻的层面上讲述“吃人”故事。尤其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吃人”几乎成为对“旧社会”、“旧中国”的本质性指认。进入新时期后，“吃人”又借助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映射着前现代尤其是“文革”极左时期的暴力、野蛮、血腥与疯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或从社会政治层面，或在更深广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中对这一主题给予了颇具力度的表现。“寻根小说”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刘恒的《伏羲伏羲》等，则借助食人习俗和生殖崇拜，将此话题进一步延展至民俗与传统文化层面。“先锋小说”则借助“吃人”意象，将“寻根小说”的民俗与传统文化批判转向对人性之恶的暴露性呈现。可以说，新时期小说在其历时性的展开中，不间断地重叙“吃人”故事，几乎容纳了鲁迅“吃人”叙事的多层话语蕴涵，较为系统地延续了现代中国“吃人”叙事的话语谱系。 作为一位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崛起的作家，莫言的小说较完整地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吃人”叙事内涵。《透明的红萝卜》、《铁孩》、《枯河》、《天堂蒜薹之歌》、《我们的七叔》里有着尖锐的社会政治批判，《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拇指拷》、《蛙》表现着深沉的历史文化批判与人性反思，《檀香刑》则近乎完整地重写了鲁迅笔下经典的“吃人”景观和看客形象。而出版于1993年的《酒国》，无疑是借助这一文学意象以传达某种文化隐喻的集大成之作。或许《酒国》不具备《狂人日记》般石破天惊的现代开创意义，但它在莫言小说中自有其不可轻忽的独特价值。 事实上，莫言本人也并未回避这部小说的“吃人”构思与鲁迅《狂人日记》之间的直接关系。在2006年的一次对话中，莫言坦承《酒国》、《枯河》集中体现了鲁迅的影响：“小孩被打死的情节，与读鲁迅有关系。《药》与《狂人日记》对《酒国》有影响。”“这部作品里有戏仿，有敬仿，比如对《药》的敬仿。……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说中国有食人现象，而是一种象征，用这个极端的意象，来揭露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作品中对肉孩和婴儿筵席的描写是继承了先贤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继承得好还是坏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观上是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②《酒国》借小说人物“文学青年”李一斗之笔，明确表白自己的写作动机：“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③虽然作家采用了戏拟和调侃的笔调，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政治意图依然清晰可见。 除了在叙事表层对《狂人日记》中诸如“吃人的筵席”、“我自己也吃人”等标志性表述的挪用，《酒国》在主题、灵魂上也有着对鲁迅“吃人”叙事与“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有意接续和深层次继承。两位作家在对“吃人”现象的理解、阐释和艺术建构及由此而生发的悲愤绝望心理等方面，也庶几近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