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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吃人”叙事重心的转换 鲁迅、莫言都是具有确定的当下/现实立场和鲜明批判意识的作家。这是二者在“吃人”话题上持续进行思想和艺术探索的重要前提。 对当下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注，是鲁迅思想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这种当下特质的现代性，在《狂人日记》中表现为强烈的“他者体验”。“现在”既是一种时间，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由是观之，整篇小说便可视为一种强大而封闭的传统时间与“现在”之间的冲突及对抗。对于鲁迅来说，过去(历史)—现在(现实)—将来处在一种分裂而互为他者的状态中。对于鲁迅来说，他更加切近“现在”中国的现实，只有“现在”这一时间维度才是他所重视的。让他真正感到焦灼的是，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现在”的中国现实，与过去(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思想、文化的难以切断的根脉联系，借用鲁迅自己的说法，当下(现实)中有着“摆脱不开”的过去(历史)的“古老的鬼魂”⑩。 小说甫一开篇，便确立了狂人作为现在(现实)中的觉醒者的他者化存在，“今天”同“以前的三十多年”(即鲁迅所要批判冲击的历史结构及其势力)形成了明确的对立关系。然而觉醒者却因独自进入了现代而成为现在(现实)的他者，于是这种觉醒就成了整部小说他者体验的缘起，也就构成了现代对过去及其遗留物现在(现实)的否定。否定的结果，便是狂人对“没有年代”因而成为了一种象征性存在的历史的否定性指证。对于个体生命意志而言，这种过去(历史)是一种将一切他者同化、吞没、扼杀的异己性力量。 与鲁迅不同，莫言虽同样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现实，但更倾心于对现实社会文化现象与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当然，这并非否认《酒国》中有着对当下中国现实中的历史遗传基因所进行的根源追溯和反讽性批判。如，莫言在小说中从传统“美食文化”入手，不厌其烦地对酒国美食场景进行炫耀性展示，并对充满专业术语和“科学精神”的烹饪程序与手法进行了近乎无节制、无情感的描述，由此建构起了美食与“吃人”的本质性联系，揭示了传统文化强烈的非人性和反人性因素。《酒国》不同于《狂人日记》之处恰如莫言所说：“《酒国》对腐败政治的批评，不仅仅是对腐败官员的批评，而是对弥漫在我们社会当中极其腐败的东西的批评，譬如大吃大喝，穷奢极欲，道德沦丧”，“这种腐败波及到每个层次，不仅仅是官员的腐败，当权者的腐败，包括下面的每个小人物，他也在用他的方式来进行他力所能及的腐败”(11)。换言之，莫言批判的锋芒并未像鲁迅那般指向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是直指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沉渣泛起的现实。这种现实批判对抗的首先是能够支配一切而又腐败变质的权力。为此，小说中塑造了大批腐败官员形象，如双胞胎似的矿山党委书记和矿长、一尺酒店的经理以及酒国市委宣传部长金刚钻等。通过腐败官员形象，对僵化落后的现行官僚体制进行讽刺和批判，是《酒国》的叙事重心所在。 在小说中，莫言通过官员们的腐败行为尤其是“暴饮暴食”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和人性的堕落，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华丽的辞藻铺排对所谓“饮食文化”极端化后的荒诞性和荒谬性进行了畅快淋漓的嘲讽。因此，《酒国》所着力的是“美食”背后所隐含的微观权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运行，通过口腹之欲，透露出吃喝中的权力因素，而对过去(历史)的审视以及现在(现实)和过去(历史)之间的关联，则并非小说的叙事重点。对比之下，鲁迅借由“吃人”的抽象化，将“过去(历史)”具象化为神话传说中的怪兽饕餮，批判过去(历史)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否定和对生存发展的贬抑，实现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否定和对人性的深刻忏悔，而《酒国》则将“吃人”具象化为一场场活色生香的饕餮盛宴，这显然要比《狂人日记》的象征性指向更具体、更具现实针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