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梦阳(1945—)，男，山东临清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鲁迅研究。 【内容提要】：没有理性的反思，就没有理性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那么确定，那么坚韧，那么老练，就因为他的反抗是经过深刻反思的，而不是盲目的，冲动性的。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要分清这两种反抗，首先就须对历来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以大局为重，维护国家的理性的稳定。这就是鲁迅理性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 【关 键 词】：鲁迅/理性反思/反抗黑暗/理性稳定 鲁迅的本质是什么?有些同志提出，是反抗黑暗，如果提理性反思，就空了。鲁迅的意义，的确在于反抗与批判。倘若放弃了这一点，失去反抗黑暗的勇气，仅在那里空对空地反思，就可能抽去鲁迅的本质，堕入闭起眼睛不看现实的陷阱。但是如果具备“反抗黑暗”的前提，“理性反思”就绝对不是“空了”，而是极其必要的。不断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自省，恰恰是一个人事业有成的基本要素。 百余年前，青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说过，“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希望世人能够“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一个人如果不能经常反思、内省自己的行止与思维，是不可能进步的。历史与现实都惨痛地证明：如果不注重理性反思，继续在盲目性的反抗黑暗的轨道上滑行，会再次造成无谓的牺牲。所以我把鲁迅的本质概括为“理性反思与反抗黑暗”两点，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反抗黑暗”，“理性反思”可能空无对象；然而如果没有“理性反思”，“反抗黑暗”则可能成为盲目的行动，重复已经出现过无数次的悲剧。我们不对过去横行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革命与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的话，则不能从盲目性的思想窠臼中清醒过来，永远跳不出所谓的“历史循环论”的怪圈，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争夺“一把旧椅子”①，总是不断地推翻一个政权，建立另一个政权，社会跟着不停地动荡，老百姓则无休止地遭殃。 为了老百姓，为了中华民族，是必须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不能再重复过去年代的历史循环了，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已经受不了了。倘若再出现大的动荡，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谁也收拾不了。所以，当前特别需要鲁迅的理性批判精神。为什么要在批判前面加“理性”二字呢?就在于鲁迅的批判不是盲目的，而是清醒的。今天我们重读《阿Q正传》，应该从反面进行一下思考：倘若阿Q推翻了赵太爷，掌握了未庄以至县城的大权，其结果又会怎样呢?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么?会实行“民主主义”么?答案十分肯定：根本不会!既不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也不会实行什么“民主主义”!只会把“赵太爷专政”换成“阿Q专政”，其结果可能更残酷更黑暗更糟糕!这并非危言耸听，乃是阿Q自己的“革命”独白告诉我们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何等的斩尽杀绝的彻底的复仇精神!预示着阿Q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的空前大屠杀、大扫荡，说明其专政将是空前残暴的。这真是鲁迅的天才洞见!然而又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神来之笔，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晶。鲁迅在很多文章中一再批判过刘邦、项羽、张献忠式的“彼可取而代也”②的所谓农民革命，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③倘若“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杀，杀人，杀……”④对农民、特别是阿Q这类游民“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的思考与揭露，是自始至终贯串鲁迅毕生的，是鲁迅最深刻的思想。鲁迅坚决反对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⑤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⑥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⑦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鲁迅不仅不希望其有，而且对之极端憎恶。因为这种反抗，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结束不了至今为止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的统治阶级的革命，像鲁迅所预言的那样使“革命”陷入“革命，革革命”⑧的无穷轮回之中，让人民遭受越来越深重的灾难。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却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⑨的反抗，一种坚决反对压制和扭曲人性、反对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反对专制与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目的不是为了“争夺一把旧椅子”，使自己坐上奴隶主的位子，而是为了打破历史的轮回，使人类进入健康、合理的科学发展阶段，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那么确定，那么坚韧，那么老练，就因为他的反抗是经过深刻反思的，而不是盲目的，冲动性的。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要分清这两种反抗，首先就须对历来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 青年鲁迅留日时期，曾被“革命派”指令回国刺杀清朝官吏，但他以有母亲需要奉养为理由拒绝了。此事被一位青年学者当成缺乏革命坚决性予以谴责。但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根据当时日本报纸考证，此事比传说还要严重。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会上，秋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由此可见，鲁迅自那时起就反对暗杀这一类激进的冒险行动。后来他在小说《药》中以“夏瑜”暗指秋瑾，并依照“五四”“主将”的意愿在夏瑜的坟上“平空添一个花环”⑩。但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后，在《而已集·通信》中又说他“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并不愿意被捧为“战士”，“革命家”。说“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如像秋瑾那样，被捧为“战士”而去进行“革命盲动”，本身人格纵然可敬，但实际上于人于己两无益也。其实，鲁迅本就是志在教书、做学问、搞创作，本原思想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并不想当什么“战士”。他一直反对激进的左倾冒险行动，1929年李立三希望鲁迅发表公开支持共产党的声明，就被鲁迅拒绝了。鲁迅还屡次反对激进青年的“飞行集会”、游行“请愿”。他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反抗黑暗”的，在《伪自由书》的《保留》和《再谈保留》两文中为被当时政府冤杀的少年刘庚生大鸣不平，呼吁“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表现了无畏的反抗黑暗的勇气和精神，又采取了自己最适合的方式，不同意貌似激烈的极端做法。在《花边文学》中的《“彻底”的底子》里提醒“弄文艺的人”须认清和撕掉了所谓“非常前进”的“彻底”论者的鬼脸和真面目；《一思而行》里批评了听风就是雨的“乌合之众”：“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这种作风不是仍然严重存在吗? 当然，鲁迅并非“完人”。他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论和主张，例如他前期在《灯下漫笔》中提出开创不同于“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第三样时代”这一具有深广意义的正确主张，但结尾又讲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激愤之语。鲁迅晚年对苏联的革命也存在着误读。1932年6月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说：苏联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934年4月又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明确说道：“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1936年2月，临终前八个月，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中说苏联的版画给他以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为了按照既定的口径为鲁迅“辩解”而否定鲁迅“误读”苏联的事实，是无益的。我们应该科学地正视鲁迅先生错误的一面，因为世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圣人”。 我们仍然应该以鲁迅的本原思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标准衡量这个问题。苏联十月革命的发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否则就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不可能成功。其合理性主要在于当时的沙皇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广大工农群众陷于极端困苦之中，正如《国际歌》所唱的成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不仅不可能“幸福的度日”，甚至连生存也难于保障了。为了生存，人民才拥护革命。这时又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领导特别是列宁的智慧，于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薄弱地带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政权逐步稳定，国家进入正常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面也开始发挥出来，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资本主义世界却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这时，法西斯主义开始兴起，帝国主义企图联合进攻新生的苏联。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社会主义苏联占有更多的真理，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智利的聂鲁达，美国的德莱赛等等，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鲁迅处在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买办阶级压迫的中国，他产生这种倾向就是很必然很合理的了。当然，倘若鲁迅像罗曼·罗兰那样到苏联实地体验一番，可能会发现不合理的另一面。事实上，鲁迅当时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表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1929年他回北平探视母亲时，在女师大的讲演中就明确表示：“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11)对未来的前景也有所警惕和忧虑。他说毛泽东的井冈山诗，有山寨王气；对冯雪峰担心地说：你们来了会不会杀我?而且他也多次说过：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会将叛徒处死的。鲁迅是复杂的，我们应该从他所处的历史语境多侧面地认识他，不能将鲁迅看成是僵死的、单一的、固定不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