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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凌叔华、韩素音、张爱玲三位女作家的自传作品，因为关联着去国怀乡、英文写作、东方主义、女性情感、“新中国”、“旧中国”、1950年代的冷战格局及此一格局下西方社会不同层面的“中国想象”，无疑具有了复杂多样的文本性质，存在多重阐释的语义空间。本文将三部自传并置，仅从其中作者自我陈述的策略，与异国接受者彼时的“中国想象”机制间的离合，呈现那一特定情势下的情感政治与文化认同。 【关 键 词】凌叔华/韩素音/张爱玲/自我陈述/中国想象 【作者简介】李宪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新政权正按照自己的规划建设着；而其外部，则弥漫着冷战的氛围。政权易帜前后离开这个国家的部分作家，在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著述写作，家国之感、黍离之悲，乃至个人遭际的伤逝之情，使得回忆性写作，譬如“自传”——包括传记及“自传体小说”——成为勾连个人与故国的最重要的文字表述；而同时，这些作品在异国的出版及传播，也与彼时彼地的“中国想象”紧密相关。 这些自传中，女作家的作品可能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女性写作者普遍被认为与关注宏大叙事的男性作家相比，更“擅长”书写家长里短，并从中呈现出女性的个体成长经验；而另一方面，女性的这种个人化叙事也因而在更为“深层”的层面成为一种“寓言”，与民族国家的叙事构成或许隐蔽然而同时更加“真实”的关系。 当然，不同的女作家有不同的个人故事，更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和书写策略。本文拟讨论三部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即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韩素音《瑰宝》(A Many-Splendoured Thing)及张爱玲《雷峰塔》/《易经》(Fall of The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①。三位女作家均出身于高门世家，均在海外接受了高等教育，均在1950年代的异国以英语写作自己的“自传”：《古韵》1953年出版于英国；《瑰宝》1952年出版于英国；《雷峰塔》/《易经》有些特殊，虽迟至张爱玲谢世后十余年的2011年方才正式出版，但其写作始于1950年代②。因此，将三部作品并置，或许可以考察某种互相映照的中国记忆与想象。 一凌叔华《古韵》 凌叔华着手自传的写作，始于抗战期间她与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通信。 1937年7月，凌叔华的情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在西班牙战死。之后，凌叔华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及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开始了通信③，并诉说了自己在战时的苦闷。伍尔夫以兼具长者关怀与前辈作家指导的态度，提议凌叔华动笔写她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写自传比写小说更好。”④收到最初的章节后，伍尔夫给了她进一步的鼓励： 你写得很吸引人。……请继续写下去；放开手大胆地写；别担心自己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时过于直白。实际上，我恰恰希望你在风格上和意思上都尽可能接近中文。……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就像你给中国读者写东西那样，然后再由某个英国人在语法上作些必要的调整，那么，就既能保持中国风味，又能让英国人看懂，而且不失异国情调。⑤ 凌叔华本人也很看重这一写作。除却私人意义之外，她认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战时的中国作家，可以藉此实现某种价值：“如果我的书能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些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画面，让他们发现这些人也和所有英国人一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通过一个东方孩子的视角向他们呈现中国人生活和性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也就满足了。”⑥ 不过，这本受到伍尔夫鼓舞的自传，并未在伍尔夫生前面世。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自沉。1947年，凌叔华应比利时大学之请前往讲学，随后定居英国。在与伍尔夫的密友、诗人维塔·韦斯特的交往中，才由韦斯特从伍尔夫的遗物中找出了这部书稿。之后凌叔华开始对书稿进行修改。1952年，《古韵》(Ancient Melodies)完成。1953年，这部英文自传由伍尔夫夫妇创办的贺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随即在英国评论界赢得了不少赞誉，并帮助凌叔华确立了她在英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地位。 但《古韵》作为“自传”，主角“我”似乎不够浓墨重彩，整部书更像是“我”耳闻目睹的故事集锦，差不多每一章都是人物速写，比如母亲、四婆、妈妈们、贲先生、叔祖、花匠老周、乱坟岗的穷孩子等等。对于曾经的“闺秀派”作家凌叔华而言，这大约与她在1930年代的一些“转变”有关。1933年，她写信给胡适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⑦反观《古韵》，里面确有这种“平凡穷困”的人，可亲而温暖，尤其以老花匠为代表。然而，这些作为“耳目”的“真的中国人”，与作者之间其实有着深深的隔膜。如同凌叔华向伍尔夫承认的那样，她所写的“大多都是我的所见所闻，很少涉及我自己的想法”。这是为什么呢?“或许，这些对外国人来说会更有意思。”⑧——这又是为什么?在《古韵》的出版过程中，凌叔华致信出版人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透露了她对那些普通中国人的理解，也是她写作的目的，“他们的思想是由代代相传的古老格言和谚语控制着，他们说不清什么才是道德的，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做人所必需的”⑨。也就是说，《古韵》希望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古老中国”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虽然有可能通过“平凡贫困的人”身体力行呈现出来，但由于他们自己又“说不清”，只好转由精英人物(比如父亲、“义父义母”等，乃至“我”)进行更为精准的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