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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素音《瑰宝》 如果说凌叔华的《古韵》是和她的书画作品一起，作为古老而雅致的“中国艺术”被英伦的精英知识阶层接纳的话，韩素音的英文自传体小说《瑰宝》则更受到大众读者的欢迎。小说1952年在英国出版后好评如潮。据出版商信中报告：“现在，(英国)在公共汽车上的所有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17)1955年，好莱坞将“A Many-Splendoured Thing”(原作书名)更名为“Love Is A Many-Splendoured Thing”(18)拍摄成电影，并于1956年获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创歌曲、最佳配乐(剧情片类)三项奥斯卡奖。但正如片名所提示，这部电影凸显了“爱情”，尤其是因男主角死于朝鲜战争而形成的“生死恋”，从而以一部带有“异国情调”的好莱坞爱情片，遮蔽乃至取消了小说原作的政治与文化因素。 《瑰宝》不算一部“完整”的自传(19)，只是截取了素音在1949年春至1950年夏的一段生活，情节主要展开地是香港，中间插入一段到重庆的返乡之旅，一次到解放后的内地“小城”的访问。 1949年初，寡妇素音从英国来到香港，在一家教会医院暂时安身。作为一个“欧亚人”(混血儿)，她出入于香港的上层社交场合，并结识了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20)。两人有着彼此接近的生活情趣、文化观念及政治态度，但两人的爱情也存在着诸多障碍，“因为我是中国人，你是英国人；你已经结婚了，我是个寡妇。你是个记者，只是个事件现场的观察者，对于亚洲的这场革命，你不过是个看客，不会卷入其中；而我是个医生，是做技术工作的，我有责任为我的同胞服务，也就不可避免要卷入其中。明年你就要去罗马了，虽然你讨厌去那里。我明年就要回大陆去了，因为我求学就是要为祖国做贡献”(21)。随着小说的进展，爱情与伦理习俗间的冲突其实是容易克服的，但爱情与政治的纠结则越来越复杂。新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建立，素音与来自敌对阵营的马克能否结合，“取决于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取决于你们的世界能否接受我们这不可避免的革命以及这革命可能带来的后果，取决于战争是否会爆发。政治、经济、市场等等这些我搞不明白的东西才是决定性因素”(22)。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马克赴前线报道并不幸遇难。 显然，这部“自传”想要处理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是将爱情的波澜起伏与香港的现实乃至中国未来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试着探索在历史大变动的关节点，知识分子的私人感情、民族意识、政治理想、东西文化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小说借助素音与他人的交往、谈话、辩论，融汇了大量政论内容，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主张。事实上，韩素音此时已经显示出她作家兼政治活动家、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面貌。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更为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以“自传”这种因其“真实”而更具有“说服力”的形式，从一个“恋爱中的女人”的角度，书写出1950年代初冷战之初，西方的一种中国想象，以及政治期冀。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我”对于中国革命及新的国家政权的观点，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最终推导出了一个清晰的政治诉求。 素音初识马克，两人有一次谈话，马克问道：“看样子你对共产党在中国取胜很有把握。”素音回答：“当然了。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这样一种地火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不是因为他们都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国民党太不得人心、太令人失望、太腐败。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流血最少的革命。”(第32页)对于西方列强，素音也有着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帝情绪： ……你们只是热衷于在饥荒发生之后进行救济。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行为、语言、哲学观点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总是把宿命论、不可知论和清静无为的性情这样一些凭空想象出来的特征强加到我们这样一个执着于世俗生活、同样由血肉之躯构成的民族身上。他们无视中国的现实，却耽溺于古老的华夏神话。中国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现实他们不愿接受。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盗匪横行、人心惶惶、革命不断，这样的状况他们视而不见。他们赞美我们的文明，但摧毁这个文明的不也是他们吗?不正是他们这些人把护佑我们丰富而鲜活的灵魂的礼法和传统的大坝摧毁了吗?(23) 这样的论调，使得素音被目为“共产党”、“红色大夫”；而“红色大夫”的内心变化，与她跟“孙”的重逢直接相关。 孙是素音在欧洲留学时的同学，现在已是一位工程师、共产党干部，他来到香港采买设备。他似乎是新中国新政权的代言人，优雅得体、深刻睿智，对素音想要去北京的想法也非常理解：“‘韩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孙用平和的语气说，‘她不会是个好党员，’他笑了，‘不过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韩是个医生，她的职责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医生的人——中国人’。”(第266页)然而话题一涉及马克，这位看似宽容平和的共产党干部马上显示出他的意识形态性：“孙清清楚楚地、如同陈述事实一样地说：‘马克·艾略特。哦，知道。一个记者。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阵营的特务。’”(第267页)“这个英国人值得你付出的这一切吗?值得你为他痛苦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是在浪费你宝贵的精力。或许他是个好人，不过，韩，从政治上讲……”(第300页) 这个变化的最终完成，是素音随同孙来到一座解放后的内地小城(24)，她见识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锣鼓声中感受到了“集体”带来的“幸福感”，她告诉孙同志：“五百年以来，我们这是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但我们也可能做得太过。我害怕这些热闹场面中的狂热。”(第308页)当普通人翻身获得解放，积极地参与到选举中的同时，“‘不参与’的自由也没有了”(第316页)。然而回到香港，素音又感到，“等于是从追求人间天堂的环境中回到追求金钱的环境中……”(第325页)。 面对这样的困惑，《瑰宝》最终表达出来的愿望是： 马克和我互相凝视了一会儿，心里希望这个世界无论如何不要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同而分裂到不可愈合的程度。中间道路肯定是有的；宽容、均衡是可以做到的。必定如此。(25) “中间道路肯定是有的”，正是上文所说，是冷战之初西方部分精英人士的中国想象及政治期冀，并且这一期冀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也有了一种对应，即中英两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处置。早在1948年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从长远考虑，应该在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站住脚”，应“保留立足点”(26)；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就是所谓中英间的“半建交”。而中国政府也从外交战略的角度同样保留了香港这个中西之间的、冷战地缘的“立足点”，从而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间道路”保留了一条“通道”。因此，《瑰宝》中的素音经历了身心挣扎之后，选择留在香港：“香港，一道细细的缝隙，一片星辰，两个固定的星球之间的一条窄窄的通道，一块让我在来往奔波中歇脚的石头，或许歇几个礼拜，或许几个月：一段足够找到出路的时间。”(第3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