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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来读开篇第一章《红衣人》。 作为一部“自传”的开篇，这一章的内容似乎有些“超越”，但从上述那种“代代相传的古老格言和谚语”的角度，这一章又的确称得上“开宗明义”。《红衣人》先写了一个“看杀头”的故事。然而，这绝非一个鲁迅式的启蒙叙述，即将被砍头的唱着“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红衣人”，也绝非阿Q。在小女孩“我”眼中，“红衣人”是那么“勇敢”，令人“赞佩”；而仆人马涛的解释，以及这个忠仆马涛自己后来的故事，更加凸显了作者想要借此表达的真实意思——中国人的生死观： “他唱人活一辈子是一场梦，傻瓜才把死挂在心上。他笑呵呵地向在场的所有人说再见。‘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在这儿跟大伙儿相聚。’真气派!” 我还是不明白。许多年以后，我在朋友家再次碰到马涛，问起那事，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可爱的朋友。后来我听说，他在乡下保护主人的时候，被土匪杀了。⑩ 看似很不相干的，《红衣人》这一章还另外又讲了个死刑犯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身为直隶布政使的父亲有一次审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杀死了其婆婆；“五妈”(父亲的第五房姨太太)因为女犯的美而心生妒意，言语间惹恼了父亲，她因受到父亲斥责而寻死觅活，于是： ……一次，我试着问爸，那女犯是不是个美人。 他说：“这要看由谁来说了，我看她算个美人，但只是水中月，镜里花。你五妈犯了个错，尽管我很喜欢这朵鲜花，可我不会傻到去摘镜里的花。”(11) 两个故事讲述的当然是关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生死轮回、忠诚、价值、镜花水月……在开篇第一章中，凌叔华就这样写出了“东方”的“古韵”。“让故事尽量显得离奇有趣或令人愉快，是她写作的策略之一。”(12) 但说到底，这种“对外国人来说会更有意思”的“中国风味”、“异国情调”，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策略”。对于欧洲知识界而言，他们已经建构了一个关于“东方”、“中国”的知识和美学传统，并与时俱进地演进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就凌叔华与之关联的英国知识界而言，最重要的正是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圈。 1920—1930年代，凌叔华所属的知识群体，无论“新月派”还是“《现代评论》派”，都被视为某种程度的“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13)，即如朱利安·贝尔来到武汉大学，就马上认出了珞珈山的另一幅面貌：“这里还有‘布鲁姆斯伯里—剑桥’的外围文化。”(14) 如果说，凌叔华1930年代末与伍尔夫的通信、她们二人对凌的“自传”书写的“设计”及讨论，还有着相当浓厚的个人经验，尤其是关乎战争、女性和私人情感，刻印着战乱时代的印痕；那么，到了1950年代初，凌叔华将《古韵》的风格修订为兼有孩童稚气与“中国智慧”的云淡风轻，则与她实际上跻身于布鲁姆斯伯里这个圈子紧密相关，她的这种写作亦同彼时的布鲁姆斯伯里呈现出一种同声相求的文学趣味。韦斯特在为《古韵》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声称，这是“在世界另一端已经消失了的生活方式的有趣故事”，“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15)《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说得更为直接：“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16)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捕捉到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圈更深层面的心理感应，即共同面对的文化失落感。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圈，作为英国知识贵族的徽记，虽然其余绪绵延良久，但其鼎盛期早已过去，尤其在“二战”之后，不仅人事凋零，更重要的式微在于其背后那种英伦精英文化的凋敝。而凌叔华曾经寄身的那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同样已是风流云散。此时的《古韵》，对于凌叔华而言承载着她的过滤记忆和故国面影，对英国知识界而言，则有着来自知识传统的“中国想象”和自身的文化感伤双重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