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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舒芜，还有许多和他类似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这样的思维、逻辑，从追求真理走到最终接受党和毛泽东对真理的垄断？这就不能不说到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些根本性的弱点。左翼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信仰的坚定，斗争的勇气，行动实践的意志与能力，义无反顾地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都是令人崇敬的。但他们却很容易将自己的信念、信仰绝对化，把千辛万苦作出的选择视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而把所有不同于自己的选择，理所当然地看作是错误，以至反动，从而从根本上拒绝多元化的观念。他们更容易把斗争绝对化，理想化，甚至审美化；残酷的斗争环境也使他们容易产生二元对立的思维，相对缺少宽容的心态，甚至视之为必须抛弃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的实践性品格，又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对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思想、意志与行动高度一致的组织的信赖，依从，因为这是革命实践所必须，在思想上也就有将组织真理化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当然不是必然)陷入党迷信，陷入独断论的内在原因。这样，他们就不免要陷入走向自己理想、追求的反面的历史悲剧。作为后人，面对这样的悲剧结局，要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左翼知识分子追求的崇高，不去正视他们确实存在的失误，甚至是迷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将他们原初的，也是内在的精神品格轻易否定与抛弃。特别是在人们失去信仰，许多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的当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这些精神品格就显得格外可贵，但我们又不能因此而忘掉他们曾经有过的迷误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再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又发现，包括舒芜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走向精神迷误时，却怀着道德的神圣感。这是因为他们当年陷入我们今天看来是党迷信和独断论的迷误时，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并非完全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逻辑的推论。这就要说到，舒芜在他晚年的回忆中，一再说及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接触到的那些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那或许是终生难忘的美好的记忆。这是舒芜在1950年写给胡风的信中谈到的：“一个总的感觉是，毛泽东思想真已浸透了整个革命的队伍，随时随处看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比较起我曾熟悉的抗战初期的情形，现在的进步是太大了。举一个例来说，抗战初期常常见到一些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干部，但现在在这里，省、市各级领袖的干部也接触到不少，却还没有发现一个那样的‘英雄’，都是一些老老实实、平凡诚恳，谦虚坦白，确乎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平凡的英雄主义者，这一个印象是无时无地而不鲜明的”。(48)——“抗战初期”所看到的应主要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而现在所看到的则是解放区的干部，舒芜从中显然感觉到了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威力，因此，他在给胡风的另一封信里，又作了这样的概括：“从老干部们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功”。(49)舒芜由此看到的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他以后写的第一篇检讨文章，就不无动情地说：“我看到，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和领袖人物，久经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各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作风：那就是朴实，谦虚，谨慎，把稳，虑而后动，谋而后行，不突出个人，不张扬自己，崇高的热情纳入清明的理智，伟大的理想凝为钢铁的决心，总之就是所谓‘平凡的伟大’”。(50)——这样的被革命、整风和毛泽东造就的“新人”所吸引，并不只是舒芜这类左翼知识分子；我在《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一文里，也写到沈从文也是通过接触这样的“新人”而认同于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新社会的。而且必须承认，建国初期的共产党人，从党的干部，到普通士兵，都还保留着未被污染的革命者的相对纯洁的思想、道德状态，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舒芜及许多知识分子将毛泽东、党，以至党的干部理想化，甚至真理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道德的吸引。前引舒芜的话，说毛泽东思想具有“道德的正义的光辉”，对毛泽东及党的迷信、崇拜，就具有浓厚的道德迷信、崇拜的成分和特点，这是我们在考察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和党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必须注意的。 对工、农、兵及其干部的赞叹、崇敬的同时，又引发了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舒芜前述文章紧接着就这样对照“自己和其他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虚矫、浮躁、疯狂、偏激，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萎靡不振，时而包办一切，时而超然事外，需要高度策略性的时候往往来一场歇斯底里的破坏，需要坚决斗争性的时候偏又来一套歇斯底里的温情，结果造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这大概都有事实依据，也不无真诚，但却引出了对毛泽东《讲话》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来一番改造”的命题的自觉接受，“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全盘否定，从而向工农兵的代表党全面投降，如前所述，这本来是延安时期的丁玲、何其芳等走过的路，现在，舒芜在建国初期，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这也就必然导致对舒芜对当年自己坚持的“主观论”的反省：“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些恶劣的作风。任何个人，要在革命事业中起一定作用，决不是靠什么‘充分发扬自己的主观作用’，而是要靠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的、组织的伟大力量，是要把自己无保留地融入这个伟大的力量里面去”(51)——我们曾经说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舒芜即有了从“个人主义”发展到“集体主义”的要求，但那时，这样的要求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而现在，却有了事实的榜样：他从自己所接触的老干部这里，具体感受到了“群众的，集体的，组织的伟大力量”也即集体主义的力量，不仅是思想的、真理的力量，更是道德的力量。这就表明，舒芜在建国初期，向党的归顺，在他的主观感觉中，不仅是向真理的皈依，也是道德的皈依。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道德的崇高性，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他们总是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道德问题，以道德的眼光来认识、判断问题。这也会形成某些遮蔽，以至迷误。其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当人们逐渐步入思想的迷途时，却怀有道德的崇高感，从今天总结历史的眼光看，这就带有相当浓重的悲剧性。 建国初舒芜参加工作，和党有了具体的密切接触以后，吸引他的，除了老干部的道德崇高以外，还有党的工作方式。这也是舒芜晚年一再提及的“改造思想的群众路线”，即“漫谈中暴露思想实际，群众讨论，纠正错误，领导做出结论这一套方法”。当时舒芜即写信给胡风，热情推荐，说“这一套方法，就是我先前所未知道，现在看来，确能解决思想问题的”。(52)这其实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所创造的思想改造的毛式模式。(53)晚年的舒芜对此曾有过反思。其要害有三。其一，所谓“漫谈中暴露思想实际”，就是诱使人把“日常一思一念、一言一动，一律拔高为某个立场、某个阶级、某个主义，从而判定其是非善恶、进步落后、革命反革命，所用的标准常常是换上了新说法的儒家理学家的伦理道德，乃至小市民的修身处世标准”，“使人成为谨小慎微的自我压抑的伪君子”；其二，所谓“群众讨论”，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用“群众的压力”来解决思想问题；其三，所谓“领导作出总结”，就是“以权力为后盾”。(54)这样的事后反思确实抓住了要害；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当年舒芜正是按照这样的毛式模式去改造自己的，第一步“联系思想实际”，就联系到《论主观》这个公案，引出了轩然大波。 以上所讨论的“党迷信”、“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的思维，“独断论”、“道德化”，以及“思想改造的毛式模式”，构成了五大陷阱，舒芜正是由此而走上全面归顺、投降，以至反戈一击之路的。但我要强调的是，这在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中，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迷误，这其中的思想教训，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就舒芜个人而言，也还有他自己的特殊性。他本人也有清楚的描述与分析：“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以‘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