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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1950年前后)，胡风和舒芜都认为，既然党已经对自己有了误会，就应该主动把《论主观》的问题提出来。胡风这样对舒芜说：“《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何(指何其芳)等、港派咬定你是因为反对‘整风’的反主观主义而写的，我发表它也是罪大不赦”，因此建议舒芜重新发表《论主观》，“心平气和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并表示自己也要“写一小文附在后面，解释我在编后记说那几句话的心情和用意”。舒芜也立即作出回应：说“打算写自我批评又兼解释的文章一篇”。⑦正如舒芜后来在回忆中所说，这里出现了舒芜和胡风之间微妙而重要的区别：胡风强调的“首先是解释，其次是自我批判。我的提法是‘自我批评又兼解释的文章’，主次倒了过来”。⑧主次不同的背后是立场和态度的不同。胡风自恃从三十年代从事左翼运动起就和党战斗在一起，至今也还是在捍卫党的利益，无论自己对党的忠诚，还是党对自己的信任，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自己和党之间，不存在需要向党检讨、投降的问题，他所谓的“自我批判”是从左翼知识分子必然具有的反省品格出发的，绝非自我否定，他强调的是“解释”，以免“小人”的挑拨，影响党和自己的关系。这也是他对茅盾在文代会上的总结不以为然，也不看在眼里的原因。舒芜则不同，他其实只是一个有左翼倾向的读书人。在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左倾”在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潮流，国际上的罗曼·罗兰、纪德、萧伯纳、辛克莱，中国国内的鲁迅，都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对舒芜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敏感的舒芜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卷入四十年代共产党影响下的爱国学生运动，是很自然的合符时代潮流的选择。但他和左翼运动，党和革命实际上并没有深刻的联系，胡风说“那些斗争中积极性的东西，原来不是他自己的”，革命“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血肉”。⑨舒芜自己后来也承认，“胡风的分析也是深刻的”。⑩或许正因为如此，舒芜对自己和党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胡风那样的自信，尽管此时他也自认为是“党的人”，但其实是缺乏深厚的基础，底气不足的。如果胡风发表《论主观》不被理解，是忠而获咎，舒芜写《论主观》受到批判则是事出有因。再加上政治上的敏感，舒芜就不会感觉不到文代会上茅盾对主观问题所作的总结的分量，这是一个明显与明确的信号：所要面对的，不再是几个文人，几位党员，而是有权批准报告的党的组织力量和国家权力。他分明感到了压力，或许还有恐惧感。他当然明白，《论主观》的公案，远不是“解释”的问题，首先需要的是“自我批评”，也即“投降”。1949年以前，舒芜一再追问：进入“那氛围中又会怎么样呢”？(11)现在，他进入了，就明白了。 而且此时舒芜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1949年，他被刚刚解放南宁的人民解放军军管会选作南宁师范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参加接管当地教育机关工作，被任命为广西省南宁高中(后改为南宁中学)校长，在市委宣传部举办的“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上，市委宣传部长任主任，舒芜任常务副主任；同年，舒芜出席南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聘为南宁市人民委员，兼任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教师联合会宣教部部长、广西省文联筹委会常委和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项社会职务。(12)——顺便说一个材料：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里，收入了毛泽东1949年10月致当时的华中局的一个指示，提出“占领广西全省后”，要注意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工作”。(13)尽管毛泽东这里说的“民主分子”主要是指国民党军政人员，但广西党委大概也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来重用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分子”的，其中就有舒芜。舒芜却不知道这些内情，而自以为获得了南宁党组织像对待党内同志那样的绝对信任，这当然是个误会，却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里要强调的是，舒芜由此进入了国家体制，这其实也是延安经验：必须把知识分子纳入单位组织，以接受单位基层党的具体领导与控制。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处境、思维、心态是大不一样的。体制内人，也即单位人，对所在单位是有一种依附关系的。听从于组织，就有了一切：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名誉和地位；一旦不听从，就会被组织抛弃，迅速失去一切，并会连累家人。而且还有所谓“体制的思维”，即一切为组织的利益作想，用组织的眼光看待一切，舒芜后来就是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后来另一位“胡风分子”绿原在反省自己当年不能不屈服的原因时，特地讲了两条，一是自己是党员，也就是组织中人，“必须向党交代一切”；二是因连累妻儿而“愧疚和牵念”。(14)当年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纳入了体制，只有胡风是个例外。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曾谈到在1949年4月一次会议上突然提出要安排胡风担任《文艺报》的领导工作，胡风却因为认为和周扬等的矛盾，“在具体领导关系上没有保证”而拒绝了，(15)以后他又多次拒绝了对他的安排。从党的眼光看，这无疑是拒绝纳入体制，本身就是不驯服的表现，这都是埋下了祸根的，胡风依然对此毫无感觉。从我们这里讨论问题的角度看，由于在体制内，和不在体制内的地位的不同，胡风至少可以暂时只解释而不检讨，舒芜则非自我批判，以致投降不可。 以上两个方面，或许构成了后来所谓“舒芜转变”的外部条件；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其内在思想的原因。 其实，早在《论主观》及同期文章里，就已经预伏了以后转变的根子。 《论主观》是建立在舒芜认定新哲学已经进入“约瑟夫(斯大林)阶段”这一判断基础上的。而所谓“约瑟夫阶段”，其最大特点，按舒芜的解释，就是“革命已有巨大成功，进步阶级的主观力量已发生了巨大的效果”，这里所说的“进步阶级的主观力量”，其现实体现就是领导革命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舒芜强调，对这样的“反映着并主导着现实历史的发展”的主观力量也即党的“主观作用的强调”，正是他要为之鼓吹的“约瑟夫阶段”的“新哲学”的特点，其最关键的要义就是“认识的党派性”。有意思的是，舒芜具体地指明，这样的新哲学的主观力量的性质，“是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变革的而非保守的，是创造的而非因循的，是役物而非役于物的”。(16)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后来毛泽东把主观能动性推向极致的主观意志决定论的哲学。舒芜当然不会预计到这样的发展，但他的主观论所具有的鲜明的党派性，又是确实可以通向毛泽东思想的，至少是能够成为他以后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尽管他在写作《论主观》时，还限于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讨论。但舒芜当时就强调，他的研究“不是书斋里的清谈”，(17)因此，最终的现实化，乃是必然的。 于是，就有了1945年舒芜新的觉悟。据舒芜回忆，这一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联合政府”这个口号立刻响遍全国，国民党统治区随即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包括相当广泛的文教界知名人士签名发表公开宣言。这是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长期的低潮形势之后，第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舒芜立即抓住这一点，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表示自己“看见(了)道路”，“因为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奔突。似乎是一个大意志贯串了中国。那迅速，广泛，是可惊的。对照于这个，我的一些喊叫，就不免灰白，可怜相”。(18)胡风当然读懂了舒芜的意思，他后来解释说：“真的主观在运行”是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前进”；“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是说“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贯穿到斗争的各方面”。(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