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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舒芜们，产生这样的大信念，是十分自然的，其依据也简单而明确：因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胜利”就证明了“正确”，而正确的就是“真理”。但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是要对这样的简单而明确的逻辑，提出质疑和追问。于是发现，这背后不仅隐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而且隐含着以是否胜利、成功，产生实效作为标准的真理观。晚年的舒芜，曾谈到了他一直信奉墨家的“三表法”，即所谓“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者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舒芜解释说：“这就是说检验真理有‘本’‘原’‘用’三个标准。归根到底是要‘用’，要看理论学说变为具体的刑政措施之后，其适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的情况如何。”舒芜说：“解放前我讲墨学，就高度赞扬这个‘用之者’的标准，解放后，更常常回味墨子这句话”。(36)其实，这样的“用之者”的真理观，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舒芜早已信服的毛泽东的“知识是实际地经营与组织生活的工具”的知识观是内在一致的。可以说，舒芜正是依据这样的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用之者”的真理观与知识观，来认定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与领导革命胜利的党的真理性的。 此外，还有舒芜早已信奉的“生活观”、“实践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舒芜写有《生活唯物论》一书，据说是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写的，(37)其核心就是认定“日常生活决定哲学理论”(38)，“用主观想象、热情、书本来蒙蔽了实际生活，代替了实际生活，这就是生活的唯心论；只有推开这一切，直接与生活的‘实事’相对，那么唯物论才可以在生活里生根”，“社会和历史，正是以人民的生活为一切的最终的物质基础”。(39)舒芜回忆说，他后来接触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又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唯物论”发展为“革命政治实践论”，由以“人民生活”作为标准，发展成“党所领导的实践”标准，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舒芜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党就是人民生活利益的最高最大的代表。而党领导的实践，又主要是政治实践，因为“政治实践乃是最高最大的实践”。(40)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逻辑转换，革命的政治实践就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舒芜之所以从“新中国建立的胜利”推导出“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依据的就是这样的真理标准。——这其实就是在中国影响极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但作为一种理论，却是不科学的。它的问题有二，一是容易导致“成功、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二是容易变成“一次实践论”，即以一次实践的成功来证明永远的正确性与真理性，当年舒芜们根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把中国共产党真理化，就内含了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还有人依据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证明党的领导的永远正确，也还是延续这样的逻辑。 而且，这里还隐含着舒芜后来反思中所说的以政治实践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萌芽”，从而形成“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进而认定，“政治正确”重于一切，从而形成“假如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就要如何如何，而不要如何如何”的思维习惯，并且“急于要用政治标准来重铸自己”，使自我政治化。如舒芜自己所说，他以后“思想上的大反复”，即他的接受改造，转变，检讨，反戈一击，等等，都与此有关。(41)这确实是一个思想失足的关键。 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舒芜怎样由他的“主观论”，呼唤出党的主观意志，并自觉归顺、依附于党；现在，我们又发现，舒芜又通过自己从墨家那里获得的“用之者”的真理观和深受斯大林影响的“生活唯物论”，将党和毛泽东真理化。这里都存在着一个由自己的思想、理论逻辑向党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实践逻辑转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舒芜在建国初期的转变，是有自己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舒芜的转变，他对党和毛泽东的接受、皈依，充满了逻辑推理的过程。这倒是反映了舒芜的个性特点的，胡风对他就有过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的思想方法“容易钻进‘逻辑’的分析里去”，他习惯于“从现象采取观念从事分析，因而基本上脱离现实过程”，这是他的“旧书生”的习气，“非更跑到‘观念’里面去不可”。(42)这是深知舒芜之言，他很容易对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而又自以为十分了解的“生活实际”进行逻辑、理论的分析，恰恰是落入了逻辑的陷阱。 这样的生活在抽象逻辑里的旧书生却偏偏热衷政治，一旦卷入政治逻辑里，就把自己也绕糊涂了：这是舒芜的悲剧，思维的悲剧，更是命运的悲剧。 而且一旦舒芜确认了党、毛泽东和真理的同一性，也就会有一系列的推论，而把他自己进一步推向思想和行为的迷误。晚年的舒芜对此有清晰的描述与概括。首先，“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政治，是受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指导、实行政策、贯彻政策的政治”，因此，党的政策“也就是最高的真理，最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用(党的)政策来观察生活，来衡量一切是非真伪善恶美丑，是当然的道理，必然的结论”。(43)——周扬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就明确提出，在“新社会制度”下，现实生活都是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就要求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者本身都要和党的“实际政策相结合”。(44)现在，舒芜更进一步把党的政策也真理化，这就把服从党即服从真理，具体化为服从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衡量是非，指引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必然在思想与行动上造成更大的混乱，因为党的政策是具有策略性的，而且是多变的，一切跟着党的政策转，人就成了真正的驯服工具了。 接着还有这样的推论：“再进一步看，谁的手中最有真理呢？当然就是人民国家将真理‘发以为刑政’的具体负责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人和干部。不问他们个人水平如何，他们的岗位，决定了他们都是真理的掌握者和体现者”。(45)——把“党政各级领导人和干部”都看作“真理的化身”，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也很具关键性。在胡风那里，是一直将具体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和党区别开来的，他和他的朋友就从来不把文艺界的领导周扬等人看作是“党的代表”，这也是胡风们能够长期拒不投降的理由和精神支撑。但在舒芜这里却被突破了，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干部不仅是党的代表，而且是“真理的掌握者和体现者”(46)，作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的周扬等，就更是如此。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谈到舒芜本来就有皈依文坛主流的倾向，现在就更有理论依据了。按照舒芜这里的逻辑：只要在领导岗位上，就天然地掌握、体现了真理，这和个人的水平与观点，都是无关的；那么，周扬与胡风之间，他们理论与观念的正确性、真理性，就完全取决于各自在体制内的地位，周扬们既然是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他们就天然地代表了党，他所表达的都是党的思想，党的意志，也必然代表了真理，舒芜要皈依真理，皈依党，就必然要皈依周扬们。或者说，这里也有一个转换，即周扬和胡风的关系，转换成了党和胡风的关系，舒芜如何选择，几乎是不言而喻了。 这样的逻辑推论是十分彻底的：不仅整体的党，而且党的具体政策，党的各级具体领导人和干部，都和真理一体化了；所要归顺的，不仅是整体的党，而且是党的每一个具体政策，党的各级领导与干部：这样的全面而彻底的“党迷信”，是一个根本性的沉迷，舒芜陷于其中，就不能自拔了。 而且还有更严重的推论。这也是晚年的舒芜在反思中谈到的建国初期他自己和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信念：“真理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47)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唯一的真理。这样的“真理的唯一化”，就必然导致排斥异己者的思想的独断和对真理的垄断。“思想改造”的命题就是这样提出的：一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念，一切不符合党的意志、利益与要求的思想与行为，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必须通过思想改造，彻底抛弃。这背后还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非白即黑，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同时隐含的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逻辑：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