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桂萍，刘家思，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一个作家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程度，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经典程度。它对于后来者的影响越深，接受者越多，其经典性地位也就越高。反过来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其创作都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其艺术上的来龙去脉。一个作家吸收的艺术营养越丰富、越纯正，其艺术创造力就会大大增强，其文学成就必然不低。因此，探寻作家的艺术渊源，或者揭示其影响力，都是正确认识作家艺术成就与文学地位的重要工作，是作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这样，刘大白在写《中国文学史》时，每“讲到一个作家，定然论述其创作风格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①，是很具慧心的。在当前学界再次追问鲁迅文学的经典地位的时期，我们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揭幕人，他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基础与发展路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文学资源，哺育了一代一代的作家。然而，具体到不同的作家身上，鲁迅给予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各自吸收鲁迅的艺术养分的多少也是不一样的。对此，我们只有通过做一些个案研究，才能获得一种基本的认识。本文试图透过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来洞观这个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魏金枝深受鲁迅的影响，可以看成是鲁迅小说“直系的传代者”的作家。虽然他在1929年才第一次与鲁迅见面，但鲁迅小说此前早已对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魏金枝始终将鲁迅的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经典和范式加以承传。应该说，鲁迅小说对于魏金枝小说创作的成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尽管后来他们之间有过笔战，但魏金枝始终维护鲁迅的威望，创作上始终以鲁迅作为学习的榜样。1963年，魏金枝出版了文艺论著《编余丛谈》，鲁迅的小说成为他论述中的典型范例，支撑着他的文艺观与创作观。纵观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他不仅自觉地继承了鲁迅的文学精神，接受了鲁迅的影响，而且发扬了鲁迅的艺术传统，在鲁迅开拓的艺术之路上奋力前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国民性批判与人的价值关怀的主题上。鲁迅的思想核心就是“立人”，主张国人必须思想独立而人格健全，呼唤人的价值与尊严。因此，批判国民的精神病态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众所周知，鲁迅的小说主要描写了以鉴湖水域边的绍兴城及其郊区为原型的未庄和鲁镇的落后状况，展示了浙东小城镇居民以及逃往城市讨生活的流民的精神病态，他总是在庸常自在的世俗生活中揭示国民的劣根性。《阿Q正传》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鲁迅自己明确说创作这部小说，就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②在小说中，鲁迅是以思想启蒙者的姿态来反省国民性弱点的，这主要通过塑造阿Q这个艺术形象来完成这个既定的创作任务的。在鲁迅笔下，阿Q是国民性弱点的化身，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精神胜利法”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的。他在未庄的悲惨人生，显示了他的精神病态。他妄自尊大，沉迷于没有根据的自负之中，显示出一种奴隶式的盲目乐观和脱离实际的想入非非；他自轻自贱，自譬自解，甘居落后，以虚幻的胜利稀释现实的失败和屈辱，显示出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他麻木健忘，浑浑噩噩，不能正视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惨命运；他欺软怕硬，欺弱凌小，既受到世俗的损害，又世俗地去损害别人；他思想守旧，封建愚昧，沉醉于一种封闭的未庄意识之中；他缺乏独立自主意识，有着很强的依附心理，不能独立开拓人生，总是在盲从中遭受更大的损害；他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简单粗鄙，始终沦为供人驱使的奴隶，陷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处境中。阿Q形象的精神胜利法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国民性弱点，表现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这不仅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底层民众备受精神损害的不幸命运，也反映了民族精神改造的紧迫性，显示了很强的现实意义。鲁迅开创的这种批判国民性的文学主题，成为现代文学中一个强大的母题，对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魏金枝致力于描写浙东乡村世界的世俗人生，反映底层民众卑微凄惨的人生境况，揭示普通民众的思想性格，反映底层世界的精神面貌。这是通过他塑造的一系列的乡村世界中近于傻子的形象来完成。魏金枝在《白旗手·自序》中明确表示被收集而且描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傻子式的人物。他说：“如有人再问：‘你也爱这些傻子式的人物么?’那当然，我的父亲是傻子式的农人，母亲也是，其余的邻人们都是，我不得不是他们的儿子和邻人。”魏金枝对中国底层农民十分熟悉：“因为我自己也生长在他们生长的地方，而被社会环境所决定了的。”这是以他对农民深挚的情感为基础。在他笔下，《校役老刘》中的老刘、《白旗手》的乌狗、《做肚仙的人》的洪焕叔，《山地》中的茂才叔，《前哨兵》中的前哨兵，《磨捐》中的老阿培，《坟亲》中的阿乜，《蜒蚰》的蜒蚰等等，都是一些具有国民性弱点的艺术形象。身份卑微的校役老刘在奉尊损卑的世俗社会中受尽了侮辱和损害，那些穿长衫和西装的上层“文明”人，根本无视他的尊严与人格，任意损害，就像阿Q在未庄的处境一样。在这种社会中，他的憨厚和朴实总是成为人们的笑料和被捉弄的把柄。然而，他很愚昧，也很蠢拙，他以为校园西瓜的失盗是狐狸精在作怪，把走进他的房间里野鸡看成怪物而惊恐不已。他也很卑微怯懦，当他掉进偷盗者装满粪便的陷阱里，为了求人把他拉起，不惜把粪便涂在脸上。他思想落后而守旧，讲究“男女大防”，指责学唱情歌的同事是“淫棍”。他也麻木而自得，当他由被架而动弹不得的椅背档上放下来就觉得胜利了，“现在且饶了你们”。可以说，老刘与阿Q颇有一些相似性，他的这些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也具有了精神胜利法的基本特征。阿乜具有较强的国民性。虽然童年时活泼天真，但他父亲死后，就变成老成、知礼、懂世故的小大人。成年后就变得怯弱苟且，麻木容忍起来。当一班游手好闲之徒把他的家当作“堂子”，经过一番夫妻反目之后，他只好认命，“并不见怪哪一个”；当县城沦陷，他老婆为抗拒强奸而被杀死，房屋也被烧毁了，他也不敢起来反抗，而且惊恐万分，变成了山间鬼影，只是任人宰割，这种精神面貌也是国民性的突出显示。《白旗手》中的乌狗，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将国民那种苟且偷生的精神病态展示得淋漓尽致。他的老婆被征兵委员老李霸占了，不仅经常当着他的面眉来眼去，还明目张胆地一起饮食起居，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别人说没有办法，他也就苟安了。当为他抱不平的白旗手来找他，他还说自己总不能不种地，总不能不吃饭。这种怯懦是中国底层民众苟且偷生、妥协顺从的精神病态的深刻反映。《前哨兵》中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傻子”的典型代表。他愚昧怯懦，为人有若“灯芯那般软，灯芯那般脆，胆子呢，又比绿豆还小”，当田主摸进他老婆的被窝里，他不敢起身去干涉，想邀邻人捉奸，但又怕鬼，不敢走夜路，终至装着睡着了，只希望他们不要干那事。从此天天受屈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老婆床头有一包老鼠药，担心被老婆害死，就慌忙跑去当兵了。这种愚昧、迷信、怯懦、妥协、苟且、屈辱和忍让，显示了中国民众基本的精神病态。《蜒蚰》中的绰号叫蜒蚰的农民，他的老婆夜叉与乡丁经常在一起苟合，他就自动睡在灶间，最后又被乡丁捉去送了壮丁。回来后不久，乡丁又与夜叉常来常往，如入无人之境，他也就视而不见。这种怯懦，在底层民众中比较典型，显示了国民没有人格，不顾尊严地忍让和妥协。可以说，魏金枝和鲁迅一样，也以自己的笔展示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社会的封建、沉滞和落后，揭示了国民精神的病态。 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极其深刻的，对魏金枝的影响是深广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鲁迅与魏金枝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一些不同。魏金枝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展示了浙东山区乡村民众的思想状态，但他主要描写的是以四明山麓的黄泽镇及其村落为原型的浙东乡村世界的沉滞状态，与鲁迅主要描写鉴湖流域的小城镇沉滞性不同。这二者结合，恰恰将整个越地民众的基本性格和精神状态呈现出来了。然而，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艺术描写。这突出地表现在主体审美心态与艺术视角上存在的差异。鲁迅是以悲愤的心态去展示国民的精神状态的。因此，他的作品通常持夸张和廓大的取向，放大了民众精神病态的一面，而遮蔽了民众思想深层潜存的闪光点，不留丝毫的亮色，这种描写与鲁迅要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的主体心愿是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阿Q正传》中。鲁迅所看到的几乎都是阿Q的负面，阿Q完全是一个喜剧式的人物，他身上基本上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鲁迅对其精神与性格表现出一种彻底的讽刺和批判的态度。这是一个“五四”启蒙者对社会绝望的心态的反映。魏金枝则不同，他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但是又发展了鲁迅这个传统。应该说，魏金枝的小说也十分深刻地描写了国民的精神弱点。但是，他总是在淋漓尽致地描写国民的精神病态中，强力展示人物主体精神的发展演变历程，在以极致的笔力描写出人物精神病态之后，又合理地写出其恢复的精神亮色，也就是在细腻地描写出庸常的病态性之后又会点化出人物的神性。这恰恰更符合世俗社会的生活真实。无论是《七封书信的自传》、《小狗的问题》还是《校役老刘》、《白旗手》，或者是《磨捐》、《前哨兵》等，都是这样。阿乜虽然怯弱，但是他怀有主观期待，有着不沉落的心态，虽然遭受非人的磨难，但他还盼望世道太平，而且还埋藏着一些番薯，准备迎接更大的磨难，当听说天下会太平时，他就坚信能度过这个冬天，并且要用番薯招待客人“我”，这显示了底层民众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校役老刘》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校役老刘“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只是在活下去而已”的麻木心灵，而且还极力挖掘出他宽厚的人类同情心和慈善心。为了报复那些偷瓜的恶作剧者，他受人怂恿在西瓜上装进蜈蚣粉，下药后却整夜做噩梦，赶忙准备好“解药”。尽管不少学生把他视为丑类，他还诚心诚意地劝一个因失恋成痨病的学生吃草药，并在校园里寻来药草煎好，调上赤糖送去。当他敲钟使敲钟老人受罚，他主动去要承担责任。当他看到学生自治会的公子少爷们为一个小女人而分派倾轧，他感到他们“比野兽还坏”。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他的精神性格的亮色。尤其是作品还描写了他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显示了这一点。当校长为整饬校风开除他，学生们想借挽留他而闹风潮的时候，他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后，就不与这污浊的社会合流，毅然地离去。他说：“有些人留我既为自身，不要我的也为自身，我不过是具磨，你推我挽的，终有天会给他们弄碎，所以不如早点走。”可以说，“作品沉实而深至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性格，这样一种忍从蹂躏而孤独辛酸的人生，但它并没有因这种性格和人生失去自信力”④，而是尽力发掘人物精神性格的闪光点。在他笔下，底层民众虽然具有深重的国民性病痕，但都拥有各自的亮色，能够给人以兴奋和激动。乌狗的釜底抽薪式的反抗，前哨兵的主动要求处罚，蜒蚰的侠义救难等等，都显示了一种精神的亮色。这是魏金枝与底层民众情感上息息相通的反映，这是对底层民众的客观描写，充分反映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尊重。显然，魏金枝这种描写是对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还体现在人性探索与表现的深切上。鲁迅的小说，以表现的深刻而影响深广。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描写人的灵魂，注重人性深层的探索与表现。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从《离婚》到《风波》，从《祝福》到《伤逝》，都开掘了人性的深层意蕴，“逼迫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⑤，深切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显示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这里，无论是乡绅官吏，还是苦难的农民，或者是旧式知识分子，以及迂腐的现代文人，都显露了他们灵魂深处的真实。《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生病时胡言乱语反封建，但病愈后就去某地候补；虽然时时担心被吃，但同时也吃过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熟读圣贤书又始终不能中举，脸面丧尽，深受封建道德教化而又去偷书，被人耻笑却只能哼着“窃书不能算偷”的声调自欺欺人地维护自尊。《离婚》中的道德权威七大人貌似威严，令人肃然敬惧，可他不仅尽心玩弄着“屁塞”，而且对满怀幻想的被损害的农妇肆意践踏。《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平常总是伪善地应对世俗社会，对祥林嫂实施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的压迫。《肥皂》中的四铭看到乞丐女而生异常举动，显示了内心的男盗女娼。《高老夫子》中因景仰高尔基而改名高尔础的主人公高于亭赴女子学校执教，却只为“去看看女学生”。《风波》中的赵七爷习惯式的幸灾乐祸，对七斤的恐吓，显示出人性的阴毒与险恶。可以说，鲁迅在作品中致力于揭示人性深层的复杂性，展示人性的丑恶和负面，彰显人物的灵魂，显示了世俗社会中庸常人生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