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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鲁迅文本中，最直观地呈现了“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与周扬之关系，并因此最典型地经历了阐释之艰难的，莫过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能够从一个具体而微的层面，揭示“鲁迅”在当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 【关 键 词】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题注 【作者简介】程振兴(1976-)，女，湖北仙桃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在鲁迅文本中，最直观地呈现了“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与周扬之关系，并因此最典型地经历了阐释之艰难的，莫过于作于1936年8月3日至6日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跌宕起伏的命运，能够从一个具体而微的层面，揭示“鲁迅”与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 这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的文章，无疑是鲁迅在“出离愤怒”的情绪支配下所作。文中，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并以漫画化的“四条汉子”呼之。此后，“四条汉子”一语，成为罩在周扬等人头上的“紧箍咒”；而围绕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生的种种，亦可视为周扬等人对这一“紧箍咒”的持续“反弹”。 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问题。 一“注释”的微言大义 一般而言，作为本文的“附件”，注释是对本文内容的补充说明。注释与本文，往往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本文的关系，是“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礼”，具有一种触目的分裂感，它因此实现了对本文内容的解构。事实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已具有独立的话语功能和叙事功能，并最终营造了一个全新的表意空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在第6卷收入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介绍该文写作背景时，其“注1”即题注有云：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6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1]614 对于1958年版《鲁迅全集》而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相当重要——本版全集中，所有涉及“两个口号论争”的场合，“注1”都被引用。 在注释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时，编者不但在题注部分，提示读者“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2]626；而且在对文中“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一句加注时，再次提示读者“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2]626在注释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时，在题注部分，编者同样提示读者“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3]联想到《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三文的共同点，乃是集中体现了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态度和意见”，“注1”的重要性被凸显，正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是一条煞费苦心的注释。与注释一般只是客观地、中性地叙述史实不同，这条注释涉及是非褒贬，蕴含着价值判断。“注1”试图面面俱到地说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也就是注释中所谓“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①之间，所具有的既错综复杂又紧张微妙的关系。 “注1”的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于：首先，指出徐懋庸是个人行动，理应自负其责，强调“组织”由于“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环境关系，“事前并不知道”，为“组织”辩解；其次，指出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冯雪峰——如此一来，既顺应了当时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大形势，也使“组织”轻轻松松地避开了鲁迅“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犀利笔锋；再次，运用春秋笔法，旁敲侧击，彻底否定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指出该文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该文中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居高临下，以历史胜利者的口吻，原谅“当时在病中”的鲁迅，“由于当时环境关系”，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显得不但通情达理，而且宽宏大量。 “注1”充分说明：徐懋庸的去信是“个人的错误行动”，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通过将“右派分子”徐懋庸和冯雪峰推向前台，注释有效地消解了“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包括“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以及鲁迅本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存在，并由此有效地缓解，甚至悬置了鲁迅与周扬等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经由“注1”，《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严厉指责，得到了某种合理化解释。 其实，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除了通过题注交待写作背景，蕴含微言大义，还通过臧否人物，直接否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相关论断，“注3”即是显例。 “注3”是一个有关胡风的词条。关于胡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写到，周扬等“四条汉子”曾“特来通知”他：“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4]437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他不但直呼胡风为“我的朋友”，而且对“内奸说”有措辞颇为严厉的辩正： 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我是要加以辩正的……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但他(引者注：指胡风)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4]437-438 然而，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却通过所设胡风词条“注3”，重申胡风“内奸说”，直接否定了鲁迅对胡风的正面评价。这条“注3”全文如下：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后，曾积极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工作；1931年“九一八”后，隐瞒着他的反革命历史，混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内部进行挑拨离间；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1]615 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出版于1958年4月。其时中国文艺界经历了1954年和1955年批判胡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大批判运动，对于胡风的政治批判早已层层升级，“反革命分子”胡风也早已成为几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上述“注3”完整地勾勒了胡风的“反革命历史”，将胡风在1931年“九一八”后的活动概括为：“隐瞒着他的反革命历史，混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内部进行挑拨离间”。一方面，“注3”顺应了当时对胡风进行大批判的政治形势；另一方面，“注3”在事实上重申了胡风“内奸说”，从而直接否定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关于胡风的论断，使其立论失去根基。 上述“注1”和“注3”堪称简明扼要。通过这两条注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批判矛头，最终转向了“右派分子”冯雪峰和“反革命分子”胡风，顶多再加上一个“咎由自取”的“右派分子”徐懋庸。但是，自始至终，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剑拔弩张的双方——鲁迅和周扬等人，则已悄然隐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