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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外的证据 然而，要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抹去鲁迅的存在，显然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势必会遇到诸多障碍。因为，本文内外的证据，都在倔强地证明：鲁迅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版权归属，几乎毋庸置疑。事实上，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是个硬性的存在，宛如难以割除的“肿块”。 本文之外的证据，甚至可以追溯到鲁迅逝世的当年。在《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中，姚克曾谈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情形，这是一小段对鲁迅原话的直接引用。姚克写道： 最后谈起了“答徐懋庸”的那封万言长信。他忽然兴奋地说：“他明知我病倒了欺我不能动笔，写信来教训我一顿，想打我一个不能回手。所以我偏要答复他，每天写一二千或二三千字，共写了四天。……”② 姚克此文发表于1936年11月5日，其时距离鲁迅逝世不过半月光景。一方面，作者的记忆力依然鲜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不存在后来者“为尊者讳”的必要性。通过引用鲁迅这番“我偏要答复他”的原话，姚克的回忆提供了“答徐懋庸文”为鲁迅所撰的重要旁证。 除了上述亲历亲闻者提供的有力旁证，鲁迅还在日记、书信等关乎己身的、具有私密性的文本中，留下了有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情形的直接证据。 关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鲁迅在日记中的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已清楚地说明了“答徐懋庸文”的来龙去脉，乃此文为鲁迅所撰的确凿无疑的直接证据。1936年8月的鲁迅日记，有两处涉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8月2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得徐懋庸信”，[5]615此“信”即8月1日徐懋庸致鲁迅信，此为鲁迅撰写“答徐懋庸文”的缘起；在8月5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夜治答徐懋庸文讫”，[5]615此“文”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处交代了“答徐懋庸文”撰写完成的准确时间。 日记之外，鲁迅书信提供了更多“答徐懋庸文”为其所撰的直接证据。徐懋庸向鲁迅发难，对病中的鲁迅“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的恶劣行为，深深伤害了正处于生命晚期，早已身心憔悴的鲁迅。在书信中，鲁迅曾多次向友人谈及撰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心路历程，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 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函欧阳山，其中有云： 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我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发表，一批徐派就在小报上哄哄的闹起来，煞是好看，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6]133 在上述这封信中，鲁迅不但解释了撰写“答徐懋庸文”的急切与紧迫，宛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表达了对“徐派”穷追不舍，准备“再作一文”的顽强斗志。 1936年8月28日，鲁迅致函杨霁云，详尽地道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撰述始末，其中有言： ……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6]138 在上述这封信中，谈及撰写“答徐懋庸文”，鲁迅不但直接否定了杨霁云的“徒费精力说”，而且特别强调了此事的必要性：并非“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所以“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 1936年8月27日、1936年9月7日，鲁迅两次致函曹靖华，皆谈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初衷，乃是针砭文坛病象。在第一封信中，鲁迅有言：“《作家》八月号上，有弟一文，当于日内寄上，其中有极少一点文界之黑暗面可见。我以为文界败象，必须扫荡，但扫荡一有效验，压迫也就随之而至了。”[6]135在第二封信中，鲁迅有言：“这里的文坛不大好；日前寄上《作家》一本，有弟一文，写着一点大概，现在他们正面不笔战，却在小报上玩花样——老手段。”[6]144 1936年9月15日，鲁迅致函王冶秋，谈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中有云： 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我的那篇文章中(引者注：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加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6]148-149 在上述这封信中，鲁迅对徐懋庸的愤激之情跃然纸上；而“我病倘稍愈，还要加以暴露的”等语，则表现了鲁迅对于“自有一伙”的徐懋庸等人，始终秉持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坚定态度。 1936年10月15日，鲁迅致函台静农。当时，身处重病之中，已在垂危状态的鲁迅，念兹在兹的，依然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文”被鲁迅纳入他对“大肆攻击”的“小丑”“稍稍报以数鞭”的“数鞭”之一，鲁迅写道： 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6]170 联想到仅仅4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即与世长辞，上述鲁迅致台静农信中对“小丑”的愤怒，其情绪的激烈，竟有鲁迅式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7]的决绝。 上述鲁迅日记与书信，因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互文关系，能够作为本文之外的强有力证据，与“答徐懋庸文”互相阐发，并与“周扬与鲁迅”这一命题遥相呼应，最终达到解构1958年版《鲁迅全集》“答徐懋庸文”题注的直接效果。因此，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仅仅通过“注释”的手段，试图抹杀鲁迅在“答徐懋庸文”中的存在，并借此消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影响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