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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据链的断裂 显然，为了维护“注释”的一贯正确，保证“注释”的权威，还必须隐匿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本文“互为发明”的鲁迅日记和书信，切割掉这些本文之外的证据链，使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成为一个单独的、孤立的文本，只能“自说自话，自我评价”。事实上，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也正是通过对鲁迅日记的隐匿，对鲁迅书信的“挑选”与“择取”，试图达到其既定目标。 首先，鲁迅日记未能收入1958年版《鲁迅全集》。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鲁迅日记》影印本，但只印行了1050部。对于日记影印本的印数寥寥，冯雪峰向读者解释道：“当我们新的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现在，不必把它当作大众的读物来大量地印行”，“我们现在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这是不得已的”；对此，冯雪峰深感歉意，并向读者表示：“我们现在是这样打算：这全部日记将来都要收进《鲁迅全集》里去，如果除收入全集外还有必要，也可以另印铅字单行本。”[8]但是，后来主持195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的冯雪峰，最终却未能履行他对读者的郑重承诺：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鲁迅日记失收。 如果说鲁迅日记的失收，尚是财力困难等客观原因所致，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鲁迅书信的“挑选”和“择取”，则是编辑者主观上的“有意为之”。 事实上，上述涉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作情形的六通鲁迅书信，早在1946年10月，即已收入由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鲁迅书简》，却被1958年版《鲁迅全集》失收。1956年，《鲁迅全集》第1卷出版，在“出版说明”中，编者宣称：“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③可见，收入“全部书信”曾是本版全集的亮点之一；然而，到了1958年，《鲁迅全集》第9卷“书信卷”出版，“出版说明”却变成了：“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334封。”④显然，编辑者中途变卦了。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挑选”和“择取”程序，上述鲁迅向欧阳山、杨霁云、曹靖华、王冶秋、台静农等五位友人袒露心声，言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始末的六通书信，最终“都不编入”。而且，失收的理由冠冕堂皇：它们只是“一般来往信件”，达不到“较有意义”这一编入标准。 日记和书信之外，能够确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鲁迅所撰的最直接证据，当属该文手稿。但是，当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据说，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时，曾在陈列的后一部分，展出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9月30日，周扬来审查陈列。有人记叙当时的情景道： 当他(引者注：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引者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大概他觉得这样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一句：“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最后，他还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厚颜无耻地说：“是我们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团结好鲁迅。”就在周扬这样“不能陈列”“撤掉它”“暂不表现”等连声命令下，鲁迅这篇光辉的战斗论文，在我们馆里一直没有陈列出来。[9] 显然，由于上述周扬“不能陈列”“撤掉它”“暂不表现”等禁令的存在，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当时能够寓目者寥寥无几。 日记失收，书信经由“挑选”和“择取”被过滤，手稿“不能陈列”，通过对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具有互文性的日记、书信和手稿的处理，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有效地切断了通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证据链。至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最终成为安全无害的“洁本”，变得孑然独立，只能“自言自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