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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解构的题注 然而，世易时移，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风云突变。以雷霆万钧之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使周扬这些人现了原形。”[10]44在无情的历史角力中，一度倒向周扬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1966年7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第9期，为了“纪念党的生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⑤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发表重头文章，集中火力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本期《红旗》杂志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周扬展开了系统批判，堪称“批周专号”。其中，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措辞严厉地指出：“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11] 至此，文艺界负责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已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首领”。既如此，诚如鲁迅所言：“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12]搜集周扬“罪状”的活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于是，周扬与鲁迅的关系，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958年版《鲁迅全集》通过注释暗含褒贬的行为，被迅速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注1”，重新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 阮铭、阮若瑛联合署名的文章《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⑥正是以“注1”为突破口，正式揭开了文艺界批判周扬的序幕。文章认为，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介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作背景的“注1”，乃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因为，这条注释“公然同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他们制作这条注释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10]35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凌厉气氛中，阮铭、阮若瑛重评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认为“注1”之所以颠倒历史，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共产主义者”鲁迅；但是，鲁迅“运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这一锐利的武器……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所造成的错误，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以统一战线为名，取消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危险倾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从来没有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0]40 显然，这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文章。阮铭、阮若瑛从评论“注1”出发，将“两个口号论争”纳入“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历史脉络中，是为了论证周扬等人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历史总结“相对抗”和“唱反调”，为“把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和文艺黑帮统统打倒”[10]44造势，最终达到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绝对权威的既定目标。 在紧张肃杀的氛围中，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与阮铭、阮若瑛文章相呼应的穆欣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⑦同样，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穆欣也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穆欣认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作了一个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论断”，是“为了篡改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公开竖起一面修正主义文艺黑旗而发表的一条‘注释’”；[13]45穆欣主张“对于隐藏在这条注释后面的政治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对于被篡改、被颠倒了的历史真实，必须按照它的本来面目颠倒过来”。[13]47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穆欣作了新的阐释：“是当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反映，也是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在文艺工作上的表现。”[13]45 穆欣在文中有褒有贬，褒贬之间，则取决于是否“衷心地拥护”并“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周扬等人，被穆欣描述为：“一方面，对于资产阶级，把领导权拱手相让，另一方面，对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却口诛笔伐。他们专以围攻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革命家为能事。”[13]51同时，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穆欣给予充分肯定：“鲁迅这个时期写的一些文章表明，同奉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相反，他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认识和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他衷心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他在这些文章里面，曾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提到毛泽东同志，对党流露出异常真挚的阶级感情。”[13]50 “文革”初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被集中批判的同时，与“注1”密切相关，但又鲜为人知的“往事”，经过多方“索隐”，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重组，渐渐浮出历史地表。 首先，鲁迅书信被“挑选”和“择取”的幕后故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革”伊始，据许广平披露，林默涵曾通过王任叔，向王士菁传达：“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是借用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攻击周扬同志的，因此书信中凡是有关两个口号的问题，都不要收入。”⑧“文革”风潮初起，文化部的大字报，即以“鲁迅的信揭了周扬的底”为题，揭露此间隐情。⑨ 其次，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问题，也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文革”中的大字报，曾以“鲁迅墨迹犹在，周扬罪责难逃”，[9]试图雄辩地论证：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毋庸置疑的版权所有者。 随着鲁迅相关日记、书信和手稿的重见天日，解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题注的证据纷至沓来，它们最终促使题注溃散，成为谎言。与此同时，一条由鲁迅日记、书信与手稿组成的强有力的证据链，重新开始聚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边，俨然牢不可破。 事实上，众所周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一次冯雪峰与鲁迅合作的产物：“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从整体上加工”。[14]255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本文中，“冯雪峰”和“鲁迅”同时存在。 但是，在当代中国，《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版权归属，却经历了几起几落，此中情形正如日本学者丸山升所言：“建国以后，中国方面对‘国防文学论战’的评价及对鲁迅在这场论战中的见解的理解，还有确定鲁迅在论战中的位置等等，掺杂了各种各样的顾虑与打算，加以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不断发生着变化。”[14]253 对此，我们可以仿照鲁迅的话，⑩打一个比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冯雪峰”和“鲁迅”，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冯雪峰”，一只是“鲁迅”，而论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反右斗争的时候，论者就在“冯雪峰”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冯雪峰作品”；待到“文革”一来，则在“鲁迅”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鲁迅作品”了。 显然，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场中，1960年代的中国社会，历史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常常充满了无情的反讽，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题注的一波三折，对应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跌宕起伏的命运，并最终折射被“注释”的“鲁迅”的命运。此情此景，已被鲁迅不幸而言中：“无论是怎样炮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