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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奇”之自觉虚构：“唐代”抑或“元明”？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著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11)。判定传奇小说创作从唐代起源之初就已开始出现自觉虚构意识，这实在是一种误识，不可不辨。鲁迅先生上述论断源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的一段论述：“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371)。鲁迅先生称“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58)，进而推断出，唐传奇即为普遍“始有意为小说”的自觉虚构。这种推断明显属“断章取义”。胡应麟称“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显然是一种特指，即所列举《毛颖》、《南柯》、《称成自虚》、《元无有》之类“以文为戏”的俳谐之作。这与胡应麟的另一段论述可互相印证：“子虚、上林不已而为修竹、大兰。修竹、大兰不已而为革华、毛颖。革华、毛颖不已而为后土、南柯。故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283)。而这也是胡氏之前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识，如宋代胡锜《耕禄藁自序》：“以文为戏曰子虚，曰亡是，曰毛颖，曰革华，曰黄甘陆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学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褚知白、石虚中、竹媛之类作为制诰矣”(1)。 从唐代传奇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作品还是以记录见闻为主要编创方式，且常常在正文或序跋中明确交代故事来源，以明所记不诬。如沈既济《任氏传》：“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桃源居士48)。元稹《莺莺传》：“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予于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桃源居士139－40)。李公佐《庐江冯媪传》：“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桃源居士98)。唐传奇的想象虚构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以传闻为基础的情节、细节增饰和场面铺叙，而非人物故事的自觉虚构。此可以确定，传奇小说创作的自觉虚构意识并非始于唐人传奇。 传奇小说创作出现明确的自觉虚构意识应在明代，吴植《剪灯新话序》：“余观宗吉先生《剪灯新话》，其词则传奇之流，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瞿佑4)。此处“寓言”应包含幻设虚构和寄托言志两重涵义，前者正如胡应麟所说：“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371)。“《新》、《余》二话，本皆幻设，然亦有一二实者。《秋香亭记》，乃宗吉自寓，见田叔禾《西湖志余》”(435)。后者正如瞿佑自己所言：“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3)。《剪灯新话》中有不少借鬼神精怪以言志的作品，如《修文舍人传》、《令狐生冥梦录》、《太虚司法传》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叙述战乱中的男女恋情，如《联芳楼记》、《翠翠传》、《秋香亭记》、《金风钗记》、《爱卿传》、《牡丹灯记》等，为现实人事之作，将其统称为“皆幻设”的“寓言”之作，表明传奇小说确立起自觉虚构的文体意识。这一文体观念被明代传奇小说创作普遍接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实际上开创了唐宋传奇记录传闻之外的另一传奇小说文体传统。例如，效颦《剪灯新话》的《剪灯余话》就被祝允明在《野记》卷三中明确称为“寓言小说”：“其作《剪灯余话》，虽寓言小说之靡，其间多讥失节，有为作也”(86)。陶辅《花影集引》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大率三先生之作，一则信笔弄文，一则精巧竞前，一则持正去诞”(3)。清代《聊斋志异》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传奇小说文体传统，孔继涵《聊斋志异序》：“今《志异》之所载，皆罕所闻见，而谓人能不异之乎？然寓言十九，即其寓而通之，又皆人之所不异也。不异于寓言之所寓，而独异于所寓之言，是则人之好异也”(丁锡根140)。南村《聊斋志异跋》：“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蒲松龄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