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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58年4月，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为自己第三次连任清除障碍，请胡适回台湾接任“中研院”院长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认为他就任了院长后，也就失去了自由，再“无法讲话，他如果再讲话，人家必视之为吴国桢，对其行动感到可惜”。杜衡之在《自由人》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责备他不应就任院长”，为蒋介石服务。黄少谷还透露说，胡适这次受蒋介石利诱，同意做“中研院”院长，完全是被蒋介石利用了，“其目的是把他捧到高高在上，然后打击民主人士，且为三任铺路”(54)。所以当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做第三任总统后，很多人都希望他不要再回台湾，认为“蒋先生如三任则是伪朝，胡先生不能事伪朝”(55)。 这些争论都说明了他一旦回台湾定居，在国民党政府和“自由派”之间，势必陷入两难的境地，既无法彻底面对蒋介石，也无法诚实地面对“自由派”，很难再以自己的“双重身份”左右逢源，与台湾的政治环境保持距离。甚至自以为在做“自由主义者”，而实际上受人驱使，被卷入国民党的政争里面，令人产生“陈诚利用胡适，胡适利用雷震”(56)的观感。这对他一生的人格，也构成了严峻的考验。果然，他回台湾不久，就开始让自由派分子感到失望，对他“返国后的言论，只说反共，不说当前问题，甚不满意”(57)。当时胡秋原为了帮他摆脱困境，曾给他提供了三条路：“第一，大有一番作为，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专研究学术，不谈时事；第三，拥护陈诚，跟着走走。这是下策，读书人不愿为也。”(58)但是这三条路，都不是他“二十年之一贯态度。” 1959年11月，他在《自由中国》创办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提醒自由派分子：我们尽可以争取言论自由，但“言论所以必须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是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的”。他说他的这些话，“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这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存有一种容忍的态度”。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引起殷海光等人的不满，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容易容忍，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意谓他的这些话讲错了地方，应该先讲给“有权有势的人听”。傅正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台湾“自由派”最大的错误，就是对胡适期待太高，不理解胡适与国民党集团的关系，这影响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有关这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