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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后，首先让王世杰感到很为难。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雷震是靠王世杰起家的，是王世杰的“心腹”之一。王世杰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也是当时台湾“自由派”的最大后台。他为了息事宁人，尽快让事态缓和下来，先找黄少谷和陶希圣商量，请两人以行政院和中央党部的名义出面调解(14)，“劝彭孟缉不可要《自由中国》采取什么行动，若如此，不仅保安司令部不好看，连整个台湾亦不好看”(15)。同时，要《自由中国》再发表一篇社论，换一种态度，说明自己只是监督不法，“并不反对经济管理与对办理人员之劳绩及操守廉洁”(16)，间接向保安司令部赔罪。但是雷震依旧固持己见，认为这是“违心之论”，心里很不情愿。经过陶希圣的劝告，知道“此事若不能了，则最后责任必落到雪公身上”，这才勉强同意了，要夏道平写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 这场风波以这种方式解决，本来可以就此了结。想不到雷震又节外生枝，利用胡适的影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出后，他刚好收到了胡适的一封信，以为可以用来泄愤，便未经与王世杰商量，刊登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胡适在信中说：他看到《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认为“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创办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不过就在他“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时，在新收到的4卷12期上，又看到了《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一文，发现这两文前后矛盾，怀疑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后来看到香港的《工商日报》，证实了自己的“猜想果然不错”。他“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没有言论自由，台湾不能没有言论自由，要求“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评，一来表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行为表示抗议”。 这封信刊出后，立刻在海外造成反响。美国合众社首先做了郑重报道，说“胡适之先生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最近发表一文，批评台湾保安队导人犯罪，不为当局所喜，被迫登报道歉，胡先生认为奇耻，特辞去社长之职，用作抗议。不料辞职书昨(星期六)在该报发表后，星期日便不准报贩发售”。接着，前民社党副主席李大明，也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他读到这条消息后，“不禁感慨万千，大家都知道胡先生是怎样的人，以胡先生对蒋那么亲热，以蒋先生对胡那么礼重，尚有此不幸之事件发生，此何独令胡先生失望，实令所有平素附蒋之所谓自由分子，亦感觉失望矣”。他还强调，“几年以来胡先生袒蒋，故信胡先生者亦多信蒋，而蒋竟得以借重胡先生以讲民主，以欺天下。今蒋不自珍爱，居然管制到胡先生的刊物，不许其有言论自由，则何怪胡先生毅然抗议，使天下皆知台湾之所谓民主究作何解也”(17)。 这让国民党一下子紧张起来。总统府秘书李士英、萧自诚接连打电话给雷震，“认为此信不应发表，第一要被共匪引用，第二国际上反应不好，因胡先生地位太大了”(18)。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也给雷震送来“以邮代电”，指斥雷震违反组织原则，不顾政府信誉，将胡适的私人信函公开刊布，“在国际上影响甚巨”，要雷震对案情提出答辩。杭立武还听到消息，说“有人做了报告给总裁”，“总裁十分震怒”。曾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上垂询此事，“对雷震此举甚表痛绝”(19)。 事情发生时，王世杰适在病中。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认为这根本是意气用事，不顾台湾的现实处境。随即让罗家伦打电话给雷震，“嘱其转达三点”：“(一)(不应该)弄到胡先生与政府对立；(二)上次答应调停人以后不再写文章，为何此次未事前通知他们？在友谊上说不过去；(三)台湾今日风雨飘摇，受不起这个风浪。”(20)但是雷震不认为自己有错，连续给王世杰写了两封信，申辩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说：“我们发表胡先生这封信，是基于胡先生的意旨，胡先生要在本刊发表这封信，他未始不多方考虑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不是与政府对立，有他过去的言论和今后的言论来证明。不是别人可以把他‘弄成’与政府对立的。”他最后表示，“我们认为：这封信的本身，不应构成什么风浪。如果政府对于这封信的发表不能宽容，因而起了什么风波，则这种风波是由政府造成的。因而，经不经得起这种风波，政府应该自己考虑，而不是我们的责任了”(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