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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看到这两封信，没有再多做表示。但回信的态度很冷淡，只简单地说：“两函悉诵，此事得失，杰不愿深论。病后尚未复原，亦不愿多所预闻，想能谅之。”但是他提醒雷震注意，“《自由中国》期刊，实际上系由兄及编辑诸公负责，胡先生久不愿意负责(海外来人屡传此信)，远居海外，对当地情形，自亦不尽了然，倘使胡先生因此刊纠纷而与政府发生裂痕，或使国际及一般中国社会发生误解，其责任将不能由胡先生负责之也”(22)。暗示雷震要做最坏的准备。 雷震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去找陈雪屏，“将《自由中国》事件详告”，说明自己发表胡适的信，不是故意和政府“怄气”，而是要“促进政府的改革”。但陈雪屏听了，同样也很反感，“认为发表此函，使目前困难局面益加困难，因毛邦初事件正在美国发展，此事此时演出，正供人以攻击之口实”。他责备雷震在发表胡适的信之前，为什么“不给雪艇一看，对三十余年老朋友不应如此云云”。(23)在这之后，杭立武又代表王世杰来找雷震，劝他不要再写文章，“以免再引起麻烦，而有严重后果，他们不能帮忙”，如此“关照再三”。(24)经过陈雪屏和杭立武的劝告，雷震终于冷静下来，决定“改变方针”，请王世杰的太太转告王世杰，他“今后一定终止此事”，对《自由中国》加以整改，“将社论改为国际文章，我的文章已腰斩不登，请雪公放心，我不会连累他”(25)。 但是无论他再怎样说，后果已经造成了。据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说，这件事发生后，王世杰对雷震已经产生了戒心。他经与罗家伦商量，决定由罗家伦出面写一封信给胡适，说明《自由中国》目前的情况。于是罗家伦在10月1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开头便说：“最近二三月来，我在良心上和道义上老是觉得欠先生一封信。”接着，便提到《自由中国》，说：“关于《自由中国》的事，先生站在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来说话，本是先生一贯的主张，大家是了解而敬佩的。不过这里面也有许多情形，尤其是个人的成分，不幸夹在里面，或者先生不知道——据我的愚见，以为此事已经和缓下去，并无什么了不得。只希望先生在各方面的言论行动不予人以口实或刺激，双方均不涉意气，共同顾全风雨飘摇的大局，则一切不成问题。”他还告诉胡适，以上这些，都是他与王世杰两人的共同意见。而作为胡适“忠实的老学生”，他自己还有个建议，那就是对于这件事，“先生目前最好不必过问”，“过几个月若是先生不能亲自到场来干，则在那时轻描淡写的脱离发行人的地位。‘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大概也是古人经验之谈”。 罗久芳说从这以后，王世杰、罗家伦、杭立武这些胡适的老朋友，《自由中国》的共同发起人，便对雷震敬而远之，“他们为了维护胡适作为国民党‘诤友’的地位，与《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关系，也不免渐渐疏远了”(26)。 雷震在日记里也证实了这一点。说经过这件事后，王世杰便一反常态，对他有所疏远，不愿意再介入《自由中国》的事务。还陆续有人告诉他，“说罗志希与王雪艇怕见我的面，生怕我连累他，他要我们改变态度”(27)。这种情况后来更加明显。有一天，他去王世杰家里，希望将“《自由中国》社近来遭遇和他谈谈”，请他向黄少谷解释一下，“并谓这是黄少谷的意思”。而王世杰则一再推脱，表示对“事务问题不愿过问，说话十分吞吞吐吐，闻之者殊不悦”。雷震的感觉是，“他的心境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自由中国》社事不愿沾边”(28)。 在这之后，他想请王世杰转告胡适，希望胡适在《自由中国》屡受围剿，处境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能多替《自由中国》说几句话，“在外面对本刊采取支持的态度”，王世杰又一口拒绝，表示“用不着”，说《自由中国》足以自己保护自己，“今日外面谁知道《自由中国》是雷儆寰在办？”(29)意谓大家都认为《自由中国》是“胡适的杂志”，《自由中国》对胡适的利用已经足够了。 实际还不只如此。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出席“国民大会”之前，王世杰为了照顾胡适的“安全”，还预先做了安排。他写信给胡适说，“兄此次抵台后，此间招呼可否即由兄三个高弟子——杨亮功、陈雪屏、罗志希代为办理？”有意将雷震排除在外。而雷震不了解底细，胡适回到台湾后，他几次想找机会与胡适详谈，征求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意见，被莫名其妙地挡在门外。 例如国民大会闭幕后，他约好了与胡适乘夜车去台南，结果他到了车站，“遍寻适之先生而不可得，车将开时，着人去车上一看，而适之先生早已入车矣”。他随车到了台南后，又再一次遭到冷遇。接待方根据“教育厅(陈雪屏)来电”，只知道“胡先生外有杨亮功及杨日旭”，不知道同来的还有雷震，早餐“只预备三个鸡蛋”(30)，雷震只好尴尬在一边。他请胡适给《自由中国》写篇文章，按时去钱思亮家里取稿，又被钱思亮教训了一番，“说胡先生昨夜写文章写到今晨六时，文章未交出来”，责备他太不通情理，“太不顾”一个“六十岁以外的老人”(31)。以至于胡适在台湾整整两个月，他竟“没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过”。 直到后来雷震才明白，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他才一再受到冷遇，被说成“不懂情理，不仅逼胡先生写了一晚，且于次晨去把他吵醒。又说台南之行，渠(胡适)极不愿我去，我一定要跟着去，所以发表消息，胡先生也不要将我发表在内”(32)。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断受人指责，遭到不少埋怨。11月29日，在陈香梅举行的午餐会上，“到者均提到《自由中国》昨日茶会胡先生发表之意见，认为我可以轻松一下，似乎有保镖人到来”。言外之意，就是胡适又被他利用了。还有人说“胡先生争取自由和称赞立法院监督”的讲演，也是他别有用心“提前告诉”胡适的。总之，“一切是非都是他搬弄的”，气得他“简直说不出话来”(33)。 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一次，而且情节更加激烈。 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时，正遇上立法院审议出版法修正案。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台湾的政治前途，雷震介绍《联合报》记者于衡去钱思亮家里，访问胡适对修正案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前一天说好的，不料，于衡到了钱府，钱家却将胡适“保护”起来，不让工友开门，于衡一时口不择言，与工友吵了起来，骂工友是“奴才”。这句话被钱太太听见了，“出来放赖”，骂“新闻记者都不是好东西”，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雷震知道这件事后，赶去钱家劝解，“钱太太对于衡十分不高兴，认为他侮辱了她，说得很多，说于衡骂工友为奴才，骂钱公馆为铁幕”。第二天，雷震又接到胡适的信，责怪“于衡无理，对于衡太失望”。于衡听说胡适也偏袒钱家，气得也来找雷震评理，而“他所说与钱太太恰相反。他认为失言后已道歉，而钱太太放赖，不仅哭而且说吐血，他偷偷掀开痰盂一看，完全是一口吐痰，未含一点血”。于衡还当场发誓，“今后再不写胡先生的东西了”(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