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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之后，国民党驻美外交官几乎都“忍气吞声”，不敢去做任何辩解。只有胡适站出来替蒋介石辩护，说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美国人很不服气，反问他：“依你这么说，这都是美国人的错误了？”他回答说：“正是这样。”①他还坚决反对美国人扶持“第三势力”，认为蒋介石是海内外唯一能够“团结一切反共力量，光复大陆的领袖”②。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严厉“督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遵守宪法，承认反对党的地位，保障言论自由，在台湾“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③。这就使他具有了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的发言人”④，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代理人；在美国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回台湾则代表美国，成为被国民党认可的“唯一的诤友”⑤。 正因为这样，他每一次回台湾，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自由派分子，都将其看作一件大事。蒋介石每次都派蒋经国及文武百官去机场迎接，并在总统官邸设宴，向胡适请教“反共复国”大计。《自由中国》和其他在野党团体，也各自打出自己的锦旗：“欢迎胡适先生返国。”胡适所到之处，都有中、小学生列队欢迎，“由军乐队奏乐”。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更在台湾社会造成空前的盛况，“听众有九千余人，各地收音机全部开放，听众当在数百万”⑥。 只是胡适的这种特殊地位，也让蒋家父子十分紧张。国民党撤守台湾后，长期风雨飘摇，地位很不稳定。美国的对台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对蒋介石始终厌恶到极点，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蒋介石放弃政权，“中国需要多少援助，美国都可以提供”。据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披露，在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美国副总务卿鲁克斯曾约见胡适，希望他取代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胡适没有接受。然而蒋介石可能听到了一些消息，胡适每次回台湾，蒋介石都以超乎寻常的礼遇接待，甚至请胡适陪同自己一同检阅部队，令胡适受宠若惊，感慨地说：“总统对我太好了。”蒋经国由于对胡适缺乏了解，更放心不下，每次都派人跟踪胡适的行踪，注意搜集他的言论，希望从中了解美国的对台政策。 例如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本来是支持蒋介石连任，替蒋介石助选的。但是他在台北编辑人协会发表演讲，谈到“如何争取言论自由”时，以他当年办《独立评论》为例，夸说他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能够“说话有自由”，不是政府恩赐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便让蒋介石父子格外警惕，怀疑他这次返国，“到处争言论自由，鼓励议会做合法的反对，是否负有使命”，是美国人所授意的。蒋经国特别指示《青年战士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争自由要争国家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宪法已有规定，用不着争取”。以致有人担心他这次返国，“与蒋先生之间，可能不欢而散”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