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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雷震日记》中看，胡适在台湾政坛上的特殊地位，也让很多人感到不解。认为他在大陆时期只不过是一位大学校长，在社会政治影响力上还不如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何以到了台湾就变生质变，成了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即便在《自由中国》内部，也有人不理解何以一谈反共救国，就要谈“蒋先生如何如何，胡先生如何如何”，好像离开了胡适，台湾就少了“监护人”，没了“救世主”。但是熟悉台湾政情、与胡适关系密切的人，都很了解他身份的特殊性。据王世杰说，他曾与胡适达成一项“协议”，说：“你尽可坚持你的主张，但台湾现时国际地位太脆弱，经不起你与蒋先生的公开决裂。”⑧换言之，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雷震不断利用胡适，制造与蒋介石的对立非常反感。 最显著的事例是1951年6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起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强烈不满，“说《自由中国》的文章，侮辱了保安司令部，他从今日起要与我算账，绝不放松，法律解决也可以”⑨。经过王世杰、陶希圣等人的调解，事情始得以平息。不料事情缓和下来后，雷震又刊出了胡适的一封信。胡适在信上说，他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提出要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以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结果这封信刊出后，不仅引起王世杰等人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台湾自由派的分化。 《自由中国》杂志是1948年2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由雷震倡议发起创办的。目标是动员一切民主自由人士，建立一道超党派的精神防线，“以反对共产主义，阻止政府走向投降之路”。当时胡适正要启程去美国，但是他很赞成雷震的倡议，不仅为《自由中国》起了刊名，还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为杂志起草了发刊宗旨。在这之后，雷震、王聿修还未经胡适同意，推举胡适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事后证明，雷震的这项决策很有远见。《自由中国》能够在台湾生存十年之久，与胡适的金字招牌有很大关系。据说有人曾问司法部长谷凤翔，“政府觉得《自由中国》不好，何以让他办？”谷凤翔说：“因为系胡适之主办。”那人又问，“胡先生不是反共吗？”谷凤翔回答：“正因为胡先生反共，此刊才准其办。”⑩国际新闻媒体在提到《自由中国》时，也一致称为“胡适的杂志”。 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 客观地说，《自由中国》在创办后最初两年，在言论上还很克制。大多数文章都是“专就国际性或抽象之理论说话”(11)，“建立思想斗争，宣布共党在大陆作恶之种种事实”(12)，很少对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即便有少数时评或通信“对台湾现实社会有所批评，然皆出诸善意”。理解“政府的处境艰难，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文章涉及蒋介石更是非常谨慎，“均为对介石忠言”，表达《蒋总统复职后我们的愿望》。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雷震发现“台湾同胞阅者寥寥，几乎未生关系，这在宣传上是失败”。决定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多发表一些切合实际、有关台湾现实的文章，“使台湾同胞对本刊发生兴趣”(13)。 1951年2月，《自由中国》的编委之一夏道平，听说最近台北市区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的经济案件，他经过调查发现，认为这几起案件都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员为了获取奖金，故意设计陷阱，“诱民入罪”的弊案。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雷震，雷震说这正是他要找的题目，要夏道平立刻写一篇社论，将真相公布出来。结果文章刊出后，彭孟缉见了勃然大怒。他先去找蒋介石告状，说《自由中国》诋毁、诽谤保安司令部，丑化政府的金融政策。接着，又直接打电话给雷震，威胁要采取司法手段。他还下令保安处长陈仙舟立刻派人，将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人全部监视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