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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很难在政治对立中保持平衡，一面做“自由主义者”，一面当国民党的“发言人” 问题是，以胡适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很难在政治对立中保持平衡，一面做“自由主义者”，一面当国民党的“发言人”。特别是他一生好为人师，自以为很懂得政治，还传授给蒋介石“六字心法”，而在胡汉民、王世杰等人看来，他“对政治很多地方还是门外汉”(35)，这就更容易让他顾此失彼，不是得罪了国民党，就是得罪了自由派。而究竟是如何得罪的，自己又不明白(36)。以至于连《自由中国》内部，据说“私底下也都对胡有不满”；不理解雷震为什么对他如此爱戴，将台湾的希望“完全放在胡适的身上”，怀疑“这是雷先生所犯的最大错误”。(37)有人还在香港《新生力》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是“假自由主义者”。并且反问胡适：“你如果不承认是假自由主义者，请你拿出证据来。”(38) 因此，胡适每次回台湾出席国民大会，都会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还是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39)从《胡适日记》中看，他每逢遇到与台湾有关的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总是写信回台湾，征求“忠实的老学生”、老同事的意见，王世杰尤其是他政治上的向导。如1952年8月，牛津大学请他去学校任教，他便“很感觉迟疑”，“将Duds原信及我的回信抄本，都寄给外交部长叶公超，请他同王雪艇、罗志希商量，如必要时，可问总统蒋公的意见”(40)。最后还是听从王世杰的意见，将这件事“婉言谢绝”了。《胡适日记》里还收有一封毛子水的信，劝他“《时与潮》的谈话，以不发表为好”，“若发表非特无益，恐适足为一班偏激的人所利用”。胡适在信后批有：“此谈话没有发表。” 如果遇到了大事，更要他这些老学生、老同事提心吊胆，替他从长计议，做到既不得罪蒋介石，也能获得自由派的谅解。例如他对蒋介石三次连任总统，本来很不赞成，反对蒋介石私心自用，践踏“中华民国”的宪法。曾在《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谓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有一天，在陈诚家里吃饭，还借机“大发酒疯”，说国民大会“不可修宪，蒋先生此次也不可再为总统候选人，致遭违宪之责难”。(41)但是经过王世杰和陈诚两人的“疏解”，他很快“承认了现实”，同意“不发表谈论，不见新闻记者”。照常出席国民大会，参加总统副总统选举。陈雪屏一时不放心，“打电话给他，怕他发什么宣言，他未待对方说完，即表示绝无此事”(42)。他还对《自由中国》“反修宪专号”上市后反响强烈，不断“再版，三版，极为忧虑”，告诫雷震“反对三任是没有希望的事”，继续下去只会被人利用，“杀君马者道旁儿”(43)。 “雷震案”发生时，胡适正在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会议。他对这件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事，又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对“返台后应取之态度，颇有犹豫不决之状”。为了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以医治牙病为借口，将回程延后了一个月。当时王世杰适在美国筹办台北故宫藏品的展览，与他相见之下，发现他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自己“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立刻紧张起来，两次提醒胡适，他现在的身份十分敏感，回台湾后的一言一行都是海内外瞩目的焦点，决不可以轻易表态。还要他顾全大局，今后只宜“注意其提倡科学，不可轻易放弃其最近两年来在此一方面努力之成果，至于政治问题，尽可继续为政府之诤友，不可改变其二十年之一贯态度”(44)。 胡适确定了回程的航班后，王世杰怕他一时冲动，在报刊记者的追问和诱导下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来，令蒋介石父子难堪，又电请陈雪屏、李济、杨亮功等人预做安排，避免胡适抵达台湾机场后，有与新闻记者接触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45)。于是，陈雪屏、李济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派毛子水去日本，陪胡适一起回台湾，“在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46)。而蒋介石也不愿与胡适对立。他特别给“驻日大使”张厉生发了一封密电，要张厉生在胡适于日本转机时，留胡适多住几天，让毛子水有机会向胡适解释政府的难处，说服胡适在发表谈话时，尽管回避《自由中国》的问题。 但是他身份太敏感，地位太重要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台湾，都会遇到太多的问题。连一些意想不到的谈话，都可能惹出很大的麻烦(47)。总是靠这种方法处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久，胡适自己不堪负重，别人也会不胜其扰。特别是1957年以后，台湾岛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社会对立严峻，不断发生各种政治事件，如“李万居事件”、“倪师坛事件”、“孙秋源事件”、“中国文学史事件”以及“雷震案”等等。而每有事情发生，当事人几乎都会向他求助，将他当作“真理与正义”之所在。甚至在香港和大陆发生的事，也有媒体找上门来，要他及时做出表态。这都需要他不断写信回台湾，反复问计。而这在台湾戒严时代，给他自己也给别人都带来许多麻烦。所以早在50年代初期，他应该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美国，就一直是他的老学生、老同事、老朋友经常争论的问题。 张佛泉认为胡适最好还是回台湾，长期留在美国，会被美国人看作台湾的“说客”，也就是蒋廷黻所说的国民党的“发言人”，伤害他一生的名誉。雷震当然更希望胡适回台湾，“站出来组党”，领导“自由中国运动”。王世杰则持中间立场，认为“并不一定要他回来，只要他答应领导就可以了”(48)。但是端木恺、胡秋原人都“甚不赞成适之先生返国”(49)，认为胡适一回台湾，就会成为蒋介石的“人质”，失去说话的自由。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称病不出，以免和政府弄僵，此地不好住下去，而又不能出国”(50)。即便是为了组织反对党考虑，胡适也应该留在美国。因为“在海外组反对党才有办法，在国内组反对党则不许可”(51)。相反，如果反对党能“在海外做得有声有色，台湾自然可以响应”(52)。雷震还为这件事征求过张厉生的意见，张厉生表示，“胡先生可以回来短期住在此地，不可太久，他是爱政府、爱国家，但看事角度不同，可能引起误会”(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