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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论：从“见木”回到“见林” 以上四节系对四大传说分而论之，即前文所说的以“见木”为主，本节则对四大传说进行以“见林”为主的合论。如前所述，四大传说虽各有其苦难内容与解脱方式，但它们的共性非常明显——所讲述的都是鹣鲽情深和棒打鸳鸯，其深层冲突皆涉及“身份与变化”、“禁锢与自由”、“镇压与抗争”和“隔断与跨越”。不仅如此，四大传说的相互契合还有如下表现： (一)情节动力均来自女主人公 情节动力与人物愿望关系密切，因为没有愿望就没有行动，愿望像发动机一样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朝前演进，导致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四个爱情故事中，全部都是女主人公在主动追求，她们比男主人公更有勇气，而男主人公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白素贞几乎是强迫许仙接受自己的爱，祝英台在男女之情上可谓“先知先觉”，孟姜女千里迢迢为丈夫送去寒衣，织女纡尊降贵下嫁凡夫俗子。这四位女性都有美丽而又坚强的心灵，她们敢于突破身份禁锢，奋起追求自由，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与强大的正统力量抗争，虽然从结果上说这种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她们对爱情的执着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这些魅力四射的形象使男主人公显得稍逊一筹，甚至被反衬得黯淡无光：许仙缺乏男子汉应有的气概，梁山伯长时间被蒙在鼓里，万喜良在故事中几乎只是个符号，牛郎的命运完全因织女的到来而改变。当然，男性之力一旦调动起来可能更具能量，但四大传说中女性处于无可置疑的掌控位置，故事中着重展示的是女性的追求，男性在故事中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与跟从。 由此我们想到歌德《浮士德》结尾的“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弗·雅·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的特征有过精辟归纳：“一方面，是它的惊人的多样性，它的五花八门和五光十色；另一方面，是它亦很惊人的单一性，它的重复性。”[8](P18)女性在四大传说中的引领功能，是对这种“单一性”和“重复性”的最好说明，至于为什么四大传说都以“永恒之女性”为主旋律，答案应在叶舒宪等人倡导的女神文化研究之中。[9]早在鸿蒙初辟的旧石器时代，世界多地的人类就用石头和玉器打造出丰乳鼓腹的大母神形象，以此向担负生育与繁衍重任的母亲表示崇敬。迈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的成长仍然离不开母亲温暖的怀抱，女性的厚德载物永远是男性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西方的维纳斯情结自不待言，在我们的女娲、西王母甚至观音故事中，也能察觉到大母神崇拜留下的印痕。据此而言，四大传说中不约而同的女性引领，似乎是由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所决定，史前时代的“元叙事”对后世叙事产生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小觑的。 (二)伦理取位均与正统观念相悖 与《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不同，四大传说站在民间立场上进行私人叙事，采用的是社会底层的视角，诉说的全为细民百姓的悲欢。四大传说的伦理取位处处与正统观念相悖：佛门不允许异类与人来往，白素贞执意要与许仙结为恩爱夫妻；儒家宣传男女授受不亲，祝英台乔装打扮与男子同窗共读；道教人士希望长生不老悠游自在，织女偏偏向往男耕女织的人间生活；封建帝王以修建长城为宏伟业绩，孟姜女却把它看成邪恶与压迫的象征。四大传说中流露的是一种颠覆性的伦理观念：那些维护既有秩序的等级藩篱与类别屏障，不管是人妖之分还是男女之大防，不管是仙凡之隔还是尊卑之别，在叙述中全都成了被冲击的伪善堤防。那些貌似正确的行为，如拯救被蛇精蛊惑的男子，避免两性交往失慎以及构筑维护帝国安全的城墙等，突然间暴露出违背人性的丑陋一面；而那些在其他叙事中显得冠冕堂皇的人物，如佛门长老与王母娘娘等，在四大传说中不但丧失去其神圣光环，甚至变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这样的伦理取位当然并非仅见于四大传说，在以往的戏文说唱、稗官野史与私家笔记中，也存在着无数诸如此类的颠覆性叙事，它们讲述着比“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故事。这类私人叙事的功能在于补宏大叙事之失，将居高临下的伦理取位拨正为平视与细观，使得被正史忽略的民间呻吟获得关注，放大成像孟姜女哭声那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宏大叙事的最大弊端在于漠视普通人的痛苦，他们为历史进程付出的代价没有理由不在叙事中得到体现，只有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相结合，我们才能认识历史的全貌。四大传说的伦理意义体现于此，聚合在一起的四个故事最为鲜明和集中地反映了普通人的欲求，故事中主人公并没有奢望太多东西，四对男女只不过希望此生能长相厮守，但即便是这样的愿望也得不到满足，无怪乎从古到今的听众都会为他们的命运而唏嘘叹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