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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文古籍中出现“恋爱”，早的有南北朝的佛经翻译，晚近在《红楼梦》第21回偶然使用，但均非固定词汇，也非指男女相爱，而是单音词“恋”和“爱”的同义复合，泛指一切感情的执著，或“爱惜”、“同情”等义。古籍资料，蒙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刘苑如教授在“中研院”翰典数据库查证，特此致谢。 ②章锡琛：《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莽原》1925年第4期。 ③章锡琛与王平陵通信，参见《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56期《讨论恋爱的两封信》，1922年8月30日，第1—2版；又见《妇女杂志》1922年8卷9号《通信·恋爱问题的讨论》。 ④日本相关研究成果有清地ゅき子《訳語“自由恋愛”の中国語での借用とその意味の変遷》(《日語学習与研究》2012年8月)，張競《近代中國と「恋愛」の発見西洋の衝擊と日中文学交流》(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等，认为“恋爱”作为对应于英文love的新词，产生于明治初期，19世纪末在日本流行并传入中国。(参见曹一帆：《五四时期“恋爱自由”讨论的伦理困境——以“第一次爱情大讨论”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4月，第23—24页) ⑤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262. ⑥Walter Henry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II, Shangha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8, pp. 808-809. ⑦如“凡真心考究格致之学者，每显其割爱之志气。盖人试验事物，势必弃绝其成见，撇却其所恋爱之旧习。”(史本守：《练才》，颜永京译，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第32册、第69卷，光绪27年)。“王女看雄，甚怀慈悲、恋爱，解明如何可以出幽迷之处，致使其保命焉。”(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正月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本文对“恋爱”一词的文献检索，得到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计画办公室大力帮助。该数据库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主编，现由台湾政治大学持续完善、开发并提供检索服务，谨致谢忱。 ⑧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戊申年(1908)初版，第1368页。 ⑨陆尔奎主编：《辞源》卯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62页。 ⑩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慧观》，原载《清议报》第37册，1900年，引自中华书局影印本《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二》，第47页。 (11)马君武：《欧学之片影：十九世纪之二大文豪》，《新民丛报》1903年第28期。 (12)慕庐：《美国妇人之自活》，《女子世界》1904年第1期。文中注释显示其原为日文。 (13)“爱情”作为复合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似较罕见，参见史华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庄国土、丁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台湾“中研院”翰典数据库“爱情”词条检索。该词作为固定词汇，晚清新小说中较多见，民初言情小说中则大量使用。 (14)作者署名为“呆、笑”。“呆”是徐卓呆的常用笔名，“笑”是包天笑的笔名。从题材和风格看，应为徐卓呆作。时包天笑为《小说时报》主编，有奖掖后进作风，不排除该篇作者为表敬意而署其名。 (15)曹一帆：《五四时期“恋爱自由”讨论的伦理困境——以“第一次爱情大讨论”为中心》，第24页。 (16)分别出自儒教经典《礼记·曲礼》、《礼记·坊记》，转引自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2卷4号。 (17)沈国威：《词源探求与近代关键词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2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第273—274页。 (18)三爱：《恶俗篇·第三篇婚姻下》，《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6期。 (19)(20)章锡琛致王平陵，参见《通信·恋爱问题的讨论》，《妇女杂志》1922年8卷9号。 (21)《大共和星期画报》1912年第1期。 (22)《小铎》第14号第1版，1917年2月12日。 (23)借用汤尼·白露的“词语误用”(catachresis)概念，一些在历史中被作为专用名词使用的特殊名词，在理论或哲学上往往并不恰当，因而缺乏确定的含义，然而它们的命名本身，却构成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参见汤尼·白露(Tani Barlow)：《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导论”) (24)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译言情小说研究——以林纾、周瘦鹃为中心》，博士论文，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2008年，第113、115页。 (25)徐訏：《西流集》，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第42—43页。 (26)徐枕亚：《玉梨魂》，上海：民权出版部，1913年，第112页。 (27)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Y. D. 译，《妇女杂志》1922年8卷2号，第10页。 (28)“自由”作为一个中文词汇，早已有之，但意义与严复翻译liberty时所用概念不同。(参见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29)(30)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54页。 (31)这方面的报道各地报刊均有不少。一般来说，男子多有留学背景，女子多为女子学堂毕业；男着西服，女子服饰中西合璧，佩婚纱；婚礼的主要内容是新郎及嘉宾演说，而演说内容大都关乎开通民智、男女平等、文明风尚、破除神权等。 (32)(33)(34)复旦大学中文系整理校点：《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08、410—411、410页。 (35)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三十封)》。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39页。 (36)林纾：《〈红礁画桨录〉序》，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37)夏晓虹：《从父母专婚到父母主婚——晚清的婚姻自由》，《读书》1999年第1期。 (38)黄锦珠：《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 (39)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40)转引自夏晓虹：《从父母专婚到父母主婚——晚清的婚姻自由》，《读书》1999年第1期。 (41)(42)倍倍尔：《妇人与社会》，沈端先译，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145—146页。 (43)加本特：《加本特恋爱论》，樊仲云译，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5页。 (44)本间久雄：《性的道德底新倾向》，瑟庐译，《妇女杂志》1920年6卷11号。 (45)罗素、勃拉克访华对青年的影响，参见吕芳上：《法理与私情：五四时期罗素、勃拉克相偕来华引发婚姻问题的讨论(1920—1921)》，《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1年第9期。 (46)高曼：《结婚与恋爱》，震瀛译，《新青年》1917年3卷5号。 (47)1918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通信”栏回应刘延陵对“极端自由恋爱”的批评，重申了高德曼的观点，说：“自由恋爱与无论何种婚姻制度皆不能并立……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也。结婚者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参见《新青年》1918年4卷1号《通信·自由恋爱》。 (48)1926年巴金从无政府主义角度介绍和推荐高德曼，1927年卢剑波用白话重译高德曼《结婚与恋爱》，同年，卢剑波翻译高德曼文集《自由的女性》出版。 (49)关于男女同校的过程及其后出现的社交公开与恋爱思潮，参见杨联芬：《五四时期社交公开运动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0)Love is moral even without legal marriage, but marriage is immoral without love. 参见Ellen Key, The Morality of Women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from Swedish by Mamah Bouton Borthwick，Chicago: The Ralph Fletcher Seymour Co., 1911, p. 5. 该书没有中文译本的专著，只在《妇女杂志》分期译介过。但这段话在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爱伦凯译介中，一般都作为爱伦凯理论观念的核心论断来推荐。 (51)《恋爱结婚成功史——周颂久先生夏韫玉女士结婚的经过》，《妇女杂志》1922年8卷3号。 (52)爱伦凯：《恋爱与结婚》，朱舜琴译，上海：光明书局，1926年，第221页。 (53)开辟恋爱专栏的有《妇女杂志》的“恋爱与结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恋爱谈”。出版专号的有《妇女杂志》和《妇女评论》的“离婚问题号”，《新的小说》的“恋爱号”。有关爱情与婚姻问题的讨论，成为报纸持续数月、参与讨论者众多的热门话题，如《晨报副刊》1923年4—6月“爱情定则”大讨论，《妇女杂志》1923年就东南大学教授郑振勋离婚问题持续的讨论等。 (54)之前，《妇女杂志》1920年6卷7号李三旡介绍爱伦凯恋爱理论的《自由离婚论》，也专门强调“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区别。此后，专门讨论这个主题的文章还有瑟庐《爱伦凯女士与其思想》(《妇女杂志》1921年7卷2号)，及《妇女杂志》1923年9卷2号“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讨论”专题文章若干篇。 (55)(56)本间久雄：《性的道德底新倾向》，《妇女杂志》1920年6卷11号。 (57)(59)(61)(63)本间久雄：《性的道德底新倾向》，《妇女杂志》1920年6卷11号。 (58)本间久雄：《性的道德底新倾向》，《妇女杂志》1920年6卷11号。易卜生《海上夫人》国内流行的潘家洵译本，男女主人公译作“房格尔”、“艾梨达”。 (60)爱伦凯：《恋爱与结婚》，第232—234页。 (62)瑟庐：《爱伦凯女士与其思想》，《妇女杂志》1921年7卷2号。 (64)章锡琛：《读凤子女士和YD先生的讨论》，《妇女杂志》1923年9卷2号。 (65)参见《妇女杂志》1923年9卷2号“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讨论”专栏系列文章：凤子《恋爱自由解答客问第四》，Y. D. 《自由恋爱与恋爱自由——读了凤子女士的〈答客问〉以后》，凤子《恋爱自由解续篇——再答YD先生并参加王平陵章锡琛二位先生关于恋爱问题的讨论》。Y. D. 《自由恋爱与恋爱自由续篇——再答凤子女士》，章锡琛《读凤子女士和YD先生的讨论》。 (66)厨川白村：《恋爱与自由》，Y. D. 译，《妇女杂志》1923年9卷2号。 (67)爱伦凯语，参见瑟庐：《近代思想家的性欲与恋爱观》，《妇女杂志》1920年6卷10号。 (68)李三旡：《自由离婚论》，《妇女杂志》1920年6卷7号。 (69)当时一般青年对概念的理论含义并无区分，不乏将“恋爱自由”和“自由恋爱”当作同一个概念的，也有用“自由恋爱”和“兽性的自由恋爱”区分二者。 (70)杨之华：《社交和恋爱》，《妇女评论》1922年第51期。 (71)吴明与杨的公公沈玄庐是党内同志，他给杨写情书遭婉拒后，四处宣布杨已与他恋爱，沈玄庐愤然指斥“党内有拆白党”。(参见郑超麟：《恋爱与革命》，《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1卷，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郑超麟在《史事与回忆》中称这位男同志为“无名”，盖因其写文章署“吴明”。本文按其笔名，称其为“吴明”。 (72)吴明：《对于〈妇女评论〉〈社交和恋爱〉一文的诤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7月31日。 (73)(74)吴明：《对于〈妇女评论〉〈社交和恋爱〉一文的诤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7月31日。 (75)杨之华的文章，原本不仅仅是针对吴明一个人，而是批评社交公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因明显涉及个人经验，吴明对号入座，遂发此文。杨之华随后将吴明追求她的真相悉数抖出，并指责吴是“自己恋爱不到，就借题谩骂人们，破坏人们”。(参见杨之华：《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妇女评论》1922年第55期) (76)这种恋爱的狂热与非理性，很大程度来自男性求爱的粗暴与专横。不少革命文学的描写，可以印证这个现象，如茅盾《蚀》三部曲、叶紫小说《星》、白薇小说《炸弹与征鸟》等。 (77)杨之华：《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妇女评论》1922年第55期。 (78)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对未来的设计，如公厨、儿童公育等，都是趋于取消家庭、逐步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搁置责任之“自由恋爱”，是对应于这个理论的。在中国激进报刊中，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实践这个目标；而柯伦泰的“新妇女论”，是理论代表。 (79)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12卷8号。 (80)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12卷8号。另，沈雁冰当时尚未使用笔名“茅盾”，但为论述方便，下面一律以“茅盾”称之。 (81)例如1921年7、8两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续发表数篇文章，回敬郑振铎、张东荪等对“恋爱”描写的批评。 (82)1922年王平陵致章锡琛信，认为《妇女杂志》“太置重爱伦凯的恋爱观”，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中还有比恋爱更重要的议题，如经济问题、遗产继承问题等。参见《通信·恋爱问题的讨论》，《妇女杂志》1922年8卷9号。茅盾、郑振铎、张东荪等的批评，也暗含“恋爱”比起多如牛毛的社会问题不够重要之意。 (83)“觉悟”成为当时青年的口头禅，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即为象征，其大量文章(包括读者来信)和文学作品，都以“觉悟的青年”为前提，推崇新道德。 (84)宴始：《中国式的恋爱方式》，《妇女杂志》1923年9卷5号。 (85)(86)陈东原：《恋爱之途》，《学生杂志》1924年11卷1号。 (87)淦女士：《旅行》，《创造周报》第45号，1924年。 (88)在“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恋爱”为题名进行检索，1920—1927年报刊中标题含“恋爱”一词的文章，分别为：1920：25篇；1921：40篇；1922：97篇；1923：108篇；1924：139篇；1925：110篇；1926：69篇；1927：79篇。刊载数量最多的刊物有《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学生杂志》及《民国日报》另外两份副刊《妇女周报》、《妇女评论》。这些报刊的读者和作者，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标题大多并不取“恋爱”二字，无法统计，但上面不完全数据所显示的有关“恋爱”的话题曲线，在1921年至1924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由此推测，文学创作应与之大致一致。 (89)(90)田汉：《秘密恋爱与公开恋爱》，《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2期。 (91)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92)这句从梁启超《新民说·自由论》传出的格言，在五四时期成为恋爱用语中的常用语，表达五四青年对包办婚姻坚决抗争之意，而因此自杀的例子，也不时见诸报端。(参见余明发：《五四时期自杀书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5月) (93)张爱玲：《谈看书》，陈子善主编：《张爱玲集对照记》，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 (94)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第120页。 (95)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96)张竞生所归纳的“爱情定则”有四条——“(一)有条件的。(二)是比较的。(三)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参见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第4版)在两个月的讨论中，多数青年读者对张、谭观点和做法不满。 (97)这样的故事，有胡也频小说《一幕喜剧》，《晨报副刊》1927年8月29、30、31日连载；潘汉年小说《情人》，收入潘汉年短篇小说集《离婚》(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 (98)参见杨联芬：《五四社交公开运动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0辑，2008年；杨联芬：《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