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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恋爱与新文艺 (一)恋爱成为“问题” 1921年8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检讨当年4、5、6三个月的创作，批评描写男女恋爱的独多，几乎占小说的98％。(79)作为以“记录和研究社会问题”为使命的文学研究会重要发起人及改革后《小说月报》主要理论家和批评家，茅盾对当时的创作极为不满，他指出知识阶层与社会底层隔膜太深，缺乏对社会应有的关怀；而恋爱描写的过分盛行，他认为那是迷恋“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所致。(80)相似的批评，还来自张东荪、郑振铎等。郑1921年7月16日在《时事新报》发表《性的问题》，也指责当时诗歌和小说创作“十有八九是叙述爱情的”。批评者们的不满有二：一是当时的恋爱表现太肤浅；二是认为社会人生尚有许多比恋爱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奋斗。有趣的是，这类批评意见一出现，便往往遭到青年的强烈反击，后者认为恋爱婚姻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81) 从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看，1920年代的“恋爱”成风自有根源。五四时期知识界公认的中国所面临的若干“问题”，社会层面的有“劳工问题”、“女子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文化与哲学层面的，有人生观问题、文化问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恋爱问题”，在一些学者心目中，是附属于社会主要问题的次级问题，(82)没那么重要。然而事实上，恋爱既处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的交叉地带，又是“人生观”和“新旧文化”选择的直接体现，是介于思想与行动、形上与形下、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最直接和普遍的“文化现象”，又因为“恋爱”关涉的是全体青年/学生，因此，五四时期的“新旧”冲突、“中西碰撞”，无不直接、敏感地呈现在“恋爱问题”上。“恋爱”已非私人事情，而是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的角逐，是新道德与旧道德的选择，是现代文明与封建礼教的抗衡。加之晚清新教育十年来的成果，学堂培养的学生已纷纷进入读大学的阶段，男女同学、社交公开已成趋势，大量高等和中级专业学校正在迅速发展，大批青年脱离家庭与家长在外求学和求职……主客观的情势，导致家族制度和家长权威，在五四时期受到最严重的挑战，“离家出走”成为正义的时尚，传统包办婚姻在“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的新道德舆论中，溃不成阵。公共舆论毫无保留地站在体现正义而又拥有话语权的青年一边，“觉悟”作为“个性觉醒”的新名词，在那个时期，成为青年人自我评估的基本准则，(83)而个人的“觉悟”，首先体现在与宗法家族制度的决裂，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和人生。 “五四”以后的青年学生，除了上课和偶尔的集会，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恋爱”。“现在中国的青年男女，大家都在忙着谈恋爱了；‘恋爱神圣’，‘恋爱至上’的话头，差不多天天挂在口上。”(84)学生们课后的谈资是恋爱，往来的书信是恋爱—— 青年恋爱，已成普通现象；男女二人，肩摩肩，手携手亲密地在公园里踱着，已不可怪。更妙的就是除了不能做文章去发表的人外，有谈起恋爱问题的，总赞美着提倡着。甚至于谈到人生观，也说只要有恋爱就可使人生向上了；而谈论性教育的，且谓一切性的枯燥、抑郁、激荡、斗争，也只有恋爱可以救得……(85) 陈东原在文中将这种沉醉恋爱的情形，比喻为：“他们的珠睛，统被Puck滴上了love in idleness的juice，所以着了魔是［似］的期待着”；(86)冯沅君的小说《旅行》，更公然讲述北京一对大学生双双外出，住到旅馆里专心谈恋爱……(87) 因此，1921年以后，新文学创作中恋爱题材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攀升，(88)以至于1924年鲁迅也忍不住做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调侃时下流行的恋爱文学；而茅盾本人的文学创作，竟也是从革命中的恋爱开始的。 当“恋爱”无可阻挡地成为1920年代青年最关切的人生主题时，恋爱描写成为文学表现的主要题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承认文学首先与作者自身经验密不可分，那么当时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创作群的新文坛，这些年轻的作者，无论来自乡镇还是城市，大都是中产以上家庭出身，上学读书占据其主要生活经历，即便有意识地面对“社会”、描写“现实”，如庐隐小说《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等，也大抵是概念化的幼稚想象。那个时期的“问题小说”主张写社会底层，因而人力车夫、工厂工人、下层暗娼、家长专制、罪犯改造等题材，大量进入新文学创作。但在处理这些社会题材上，大多数新文学作家，比起当时擅长写实的“旧派”小说家，在世态描摹的真实和自然上，远远逊色。“恋爱”题材看起来似乎不同，它近在身边，每个年轻人感同身受，即便自己没有恋爱，但也关心恋爱问题。当时的公共媒介，尤其是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有大量关于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讨论文章，或分享个人恋爱和婚姻的经验，或与众人探讨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包括与家庭谈判、离婚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等)。因此，从理论上说，写恋爱较之写“社会”，似乎有更直接的感受和经验，艺术上应更加完整和出色。然而，五四时期的恋爱文学，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普遍显得幼稚和肤浅。鲁迅、茅盾等对恋爱文学的不满，仔细探究，原因恐非仅为“题材”。 (二)“公开的”恋爱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这首题为《过伊家门外》的诗，是“湖畔诗人”之一汪静之《惠的风》中的一首。诗中的“冒犯”，即把恋爱裸裎在人们眼皮底下，正是新文学刻意追求的。 五四运动后，新文坛呼吁男女同校和社交公开的声音渐强，田汉在《少年中国》发表《秘密的恋爱与公开的恋爱》一文，鼓励青年们光明正大地恋爱：“有恋爱时，hand in hand，无恋爱时，you go your way, we go ours. 几多自由自在，所以我们务必用光明手段，主张我们应有的满足恋爱之权利。”(89)这个不可思议的号召，有“历史”背景：过去的恋爱，都是发生在暗地秘密进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张生与崔莺莺，包括徐枕亚笔下的何梦霞与白梨影，“古今东西因为秘密恋爱，所演出的悲剧不知几千百幕。或是子女两下有意，父母不知，别与订婚；或男子爱了女子，又不肯对他说出来，生女子的误解；或女子有心于男子，也不肯直接表明，或故意生疏，也生出男子的误解。诸如此种，不胜枚举。这都是二十世纪以前的秘密主义，在性的道德上发生的恶果。”(90)公开的恋爱，在五四文学中，首先体现在空间意象的开放上。那时的恋爱诗与恋爱小说，恋爱的情节，大都发生在自然环境、学校、公园等公共空间；而这类开放空间，隐喻着自由。 徐枕亚笔下男女主角的相爱、定情，局限在“家”的范围；吴双热的《孽冤镜》空间向“外”开拓，男主人公在徜徉山水过程中，与心仪女孩及其家人达成结婚协议。然而当他回家，这个脆弱的“自由婚”不被父亲承认，最终只得奉旨成婚，女主人公自杀。可见民初哀情小说已将“家”的意象，与禁锢联系起来。到了“五四”，“离家出走”，不仅在情节上，也在空间意象上，表现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庐隐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1921)，其故事不过延续了民初哀情小说的套路，但展示的空间，却基本脱离了“家”，转移到公园、学校、旅馆等公共场所，这些场所本身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性，隐含着“文明”、“自由”、“孤独”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精神气质，提供了与传统“家庭”封闭空间完全不同的现代空间。两年后，冯沅君小说《旅行》，将恋爱空间从学校移到了旅途的车厢和旅店，远离熟悉人群，陌生之地的独处，提供了爱情自由生长的空间。出发时，二人座位中间隔着行李的“界碑”，他们只敢在火车颠簸时灯灭的短暂黑暗中拉手；归来时，他们无视稠人广众，“面对面的拉着手”。到了《隔绝》，女主人公被召回母亲身边，强要其遵从原已许配的婚约，女主人公为捍卫爱情而自杀。小说将“家”作为与“外面”开放世界完全对立的囚禁空间，再次坐实其为“吃人”之“铁屋子”。从民初哀情小说到五四恋爱文学，空间隐喻的转换，象征着个人与家族及世界关系的改变。 五四恋爱的“公开”，从空间与亲密接触的方式，到书写与传播方式，都使私密的体验，成为公共的经验。1920年代中期，“人人都在写情诗”，“约每四首诗要‘接吻’一次”。(91)“公开的恋爱”，也使非虚构的情书，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一种样式。而郁达夫式的性心理描写，作为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挑战而出现，引领了一个新的浪漫感伤的文学潮。当时，凡对露骨描写恋爱有所质疑的，都被新文坛视为“旧道德”。而民初言情小说竭力规避的肉体爱，也很快被五四时期的恋爱描写超越。 (三)浪漫文学的“新文艺腔” 1918年胡适在《终身大事》中，就把恋爱自由所引发的父(母)子冲突，当成新道德与旧道德的决战。个人主义的时代话语，赋予了恋爱实践崇高的思想价值，从法国大革命借来的“不自由毋宁死”，在20年代初的中国成为青年反抗包办婚姻的口头禅，(92)为此而自杀者，时有所闻。所以，为了正义的道德，无论对于“恋爱”与“自由”关系的理解存在多少分歧，当恋爱遭遇“旧道德”时，新文化共同体总是一边倒地站在“新道德”即“恋爱自由”一边。但是，以正义伦理为考量的道德倾向过于强烈时，不是将文学对于人的表现引向人性与伦理关系的深处，而是简化了新旧冲突在感性和伦理层面的复杂性。“道德观念太突出，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93)一些“耽于声色肉欲”的“假理想主义”(94)作品，也以先锋姿态跻身新文学：郭沫若恋爱小说的主人公，在妻子之外疯狂单恋一见钟情的年轻姑娘，因而丧失理智、沉迷于自杀的幻想(《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其《叶罗提之墓》，与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白采的《微眚》等相似，叙述的不过是乱伦、偷情一类的恋情。“在当时流行的恋爱小说中，已婚男女之间的不忠及现代家庭的破碎已是常见的主题”。(95) 1925年，凌叔华的小说《酒后》、《花之寺》，展示了20年代中国动荡不宁的“恋爱心旌”。女主人公借着酒后的微醺，向丈夫请求一吻酒后醉卧的英俊客人、她暗恋的对象，在得到丈夫慷慨大度的允诺后，她最终却“不要kiss他了”。小说以“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描写戛然而止，旨在揭示爱情并非专属夫妻，相互尊重可使爱情升华。小说人物对欲望的真率表达与对欲望的理性节制，表达了作者对新道德肯定的同时，对爱情欲望的某种担忧。女主人公内心的风暴在丈夫的爱与信任中得到宣泄而平息，最终仍归于琴瑟和鸣。这样的结局，更多存在于新道德讨论初期。1923年张竞生发布“爱情定则”时，颇遭青年学生嘲讽，(96)然而两三年后，爱情的转移成为时尚。在凌叔华笔下，《花之寺》中原本羞怯的少妇竟怂恿丈夫对爱情不忠，以荒谬的情节表现恋爱自由。妻子假冒某个陌生的女郎，写情书引诱丈夫“出轨”，弄假成真，直到丈夫如约而至、发现幽会的情人竟是自己的妻子，一出真做的假戏才告结束。(97)在这些情节雷同的小说中，女主人公既是这场恋爱游戏的编导，又身兼妻子情人两个角色，设计布局、洞若观火，将不忠丈夫的心理情绪把握得清清楚楚，一封封情书正中下怀，让他一边心怀鬼胎准备与“情人”幽会，一边不得不对妻子掩饰和搪塞，一步步按剧情自动入彀。不可思议的是，当真相大白时，丈夫或有稍许尴尬，妻子却喜气洋洋，仿佛兼收了情人的一份感情，与丈夫言归于好(潘汉年《情人》)；她不但对丈夫的不忠无怨无悔，反而希望借“情人”的角色表演唤起丈夫对自己新的爱恋(凌叔华《花之寺》、胡也频《一幕喜剧》)。这种对于恋爱之“自由”的荒诞表现，演绎的却是“恋爱至上”的新道德。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新伦理建构中，激进主义的推进方式所必然带有的肤浅？不成熟的文学作品，在历史档案的意义上，为还原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提供了感性的参照。而晚清至五四伦理与文学变革中“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也通过“恋爱”的误读，呈现了历史结构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要之，“恋爱”作为一个新词自晚清进入中国，便在一种“词语误用”中建构起现代中国新伦理的意识形态历史。晚清的“自由结婚”思潮，使“自由”和“个人权利”一类现代观念，由日常生活，进入价值世界，催生了民初以爱情为旨归的哀情小说。民初“恋爱”一词的一度“误用”，并未妨碍精英阶层对传统婚姻与两性伦理的继续突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理论的大量引进，使“恋爱自由”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成为新道德的具体诉求，在参与摧毁家族制度和传统道德上，所向披靡；稍后并行的“自由恋爱”，代表了新文化中一种更加激进的思潮，将五四时期张扬的新性道德推向极致。“恋爱”既是20年代中国社会与伦理领域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文化。(98)从晚清到大革命，“恋爱”和“自由”的组合，构成现代中国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呈现了20世纪中国激进文化与文学的一种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