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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伴随着台湾社会全面的商业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吞噬少数民族传统部落生活。猝不及防的少数民族陡然间被推入商品经济的洪流，一下子无所适从。传统部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人口结构、语言、宗教信仰、教育等几乎都被彻底改变。由于土地逐步被侵占，生产技术落后，经济陷于困顿，大量的青壮年涌进都市，进入以汉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少数民族的部落大多地处边远，进入都市的少数民族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只能生活在的社会的底层和边缘，成为最高处——工地鹰架攀爬的建筑工，最深处——矿井坑道匍匐的矿工，最远处——远洋轮船煎熬的水手，最暗处——都市街头徘徊的妓女，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当少数民族失去部落体制、失去语言符号、失去宗教信仰、失去传统姓氏……这些构成族群认同的线索纷纷断裂之后，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流落都市的少数民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原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应对不了光怪陆离的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曾经让祖先引以为豪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然成为落后、野蛮的象征，被否定、被蔑视的惨痛经历让少数民族刻骨铭心。历史与现实的错乱、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造成台湾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混乱。 适逢80年代初，台湾威权政治解体、民主风气渐开，思想文化界激情澎湃，大批接受现代教育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受台湾社会运动兴起和重视本土文化思潮的影响，民族主体意识觉醒，面对着支离破碎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愈来愈严重的族群认同危机，他们痛心疾首，为保障和重建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尊严，除了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应有权利的争取外，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来控诉少数民族受到的不公对待，抒发少数民族心中郁积的痛苦，纪录少数民族现实的苦难，唤醒少数民族对族群和文化的认同。 这阶段的文学甚至被称为“抗争文学”，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文学参与和社会运动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在书斋奋笔疾书和街头呐喊抗争的角色变换中，实现文学在审美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双重价值。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族群历史的沉重和现实命运的悲惨，始终保持着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警醒。肩负唤醒民族自觉意识，重塑民族自信与尊严，争取民族平等权益的历史使命，为黄昏族群慷慨悲歌，为弱势族群奋力怒吼，为民族自救勇于前驱!无怪乎吴锦发在谈到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时这样感慨：“……有尊严的人性呐喊，对日渐腐朽、堕落、浮华、肤浅的台湾文学，无疑是一记暮鼓晨钟，他们的文学是真正的‘人的文学’。”[12] 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的作品被评价为第一次用大量文字描写台湾少数民族心灵深处沉积的怨恨、悲愤和痛苦，并把那层层淤积的悲愤化作爆发性的要求解放的呐喊。他为台湾少数民族面临的种族灭绝、文化的解体、全民族的奴隶化而疾声抗议。[13] 布农族作家拓拔斯·塔玛匹玛(田雅各)志愿赴兰屿岛为雅美族人服务的行动本身就显示了他对少数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最后的猎人》到《情人与妓女》、《兰屿行医记》，伴随着个人经验的逐步丰富，拓拔斯创作的题材也日渐深入和拓宽，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布农部落，对其他族群的少数民族也有所涉及。拓拔斯的作品中有着深刻的文化思考，特别是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对平地汉族文化入侵山地所造成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侵略的种种忧思与抗议。 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是一位人文使命感极强的作家，他曾投入多年的时间远涉山林部落进行调查，撰写了数十篇调查报告，涉及泰雅、鲁凯、布农、排湾、邹、邵等族群的众多部落。他的笔锋犀利，加上大量亲赴实地考察得来的实例为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自主经济的摧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冲击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