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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到7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台湾文坛只是昙花一现,只有陈英雄的作品曾引起钟肇政、林海音、卢克彰等人的关注, 1965年钟肇政主编《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时，将陈英雄的作品收选其中，并撰文强调其创作“成就弥足珍贵”。而其他作家作品几乎没有留下印记。陈英雄后来“迫于生活”而辍笔，直到90年代才重新拾笔进行创作。 阿美族曾月娥曾于1977年获《中国时报》第一届报导文学甄选优选奖，但笔者未能找到其作品，作家的相关研究资料也未曾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几乎不被关注的弱势处境。 这一阶段还有一些作家使用汉名发表作品，但发表的刊物局限于地方报纸、小型机关期刊，发表量小，作品的内容也尽量隐没族群的印记。如泰雅族尤霸士·挠给赫在70年代曾以“田间”一名发表多篇小说，但其后他不愿多谈其70年代的作品。[⑩] 萌芽诞生期的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虽然有了啼声初试，但很快就淹没在主流的汉语文学的众声喧哗之中，又复归于沉寂。 二 进入80年代，以拓拔斯•塔玛匹玛、莫那能、瓦历斯•诺干、孙大川等为代表的一批少数民族作家相继发表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导文学等作品，从此时起迎来了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 1981年冬天，布农族的拓拔斯•塔玛匹玛(田雅各)以自己的族名为题名创作的首篇短篇小说《拓拔斯•塔玛匹玛》获得高雄医学院南杏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第一名从缺)，这篇风格独具的作品刊登在《台湾时报》副刊后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入选了尔雅出版社的“年度小说选”和前卫出版社的“台湾小说选”。1987年，田雅各的小说集《最后的猎人》出版，并于当年凭借同名小说获得“吴浊流文学奖”，1990年获得“赖和文学奖”。之后又出版了小说集《情人与妓女》 和散文集《兰屿行医记》 。 1983年5月，台湾大学的一批少数民族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创办发行了《高山青》这一刊物，其编辑、作者及发行对象全是少数民族。1984年，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在《春风诗刊》第一集刊发了一组诗作“山地人诗抄”，直至《春风诗刊》被停刊，每期都有莫那能的诗作发表。1989年莫那能的诗集《美丽的稻穗》出版，这也是台湾少数民族第一部汉语诗集。 进入90年代，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加入到创作者的行列，他们用朴素的笔触描摹少数民族的现实处境，用真挚的情感刻画少数民族的心灵世界，沉寂了数千年的族群突破了语言、文字的禁锢，表现出惊人的创作力。他们的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报导文学、纪实文学、文学评论、口传文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他们还创办了《山外山》、《山青论坛》、《山地文化》、《兰屿双周刊》、《原报》、《猎人文化》、《南岛时报》、《山海文化》等文学和文化刊物，作为族群自我发声的阵地。 之所以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如此繁荣兴盛，是有其特定的文学背景与时代背景的。此时的台湾文学界掀起了激烈的“乡土文学”论战，当乡土作家们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时，台湾少数民族似乎从此时起突然进入作家们的关注视野。“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以原住民的历史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其作品或表现出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向往、迷恋和追忆，或表现出对原住民文化面临消亡态势的关注关怀，或表现出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等。19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台湾原住民问题成为岛内的重要议题，弱势民族也自然而然成为岛内汉族作家关怀和关注的对象。”[11]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例如钟肇政的代表作“高山组曲”——《川中岛》、《战火》、《卑南平原》，钟理和的《假黎婆》，叶石涛的《西拉雅末裔潘银花》，吴锦发的《燕鸣的街道》，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李乔的《巴斯达矮考》，王家祥的《关于拉马达仙仙与拉荷阿雷》、《小矮人之谜》，舞鹤的《余生》、《思索阿邦·卡露斯》等。同时报刊、杂志也纷纷刊登有关少数民族的报导、调查报告，台湾文坛掀起了一股“山地文学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