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看作是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萌芽诞生阶段，借助汉语这一语言工具作为载体,台湾少数民族开启了书面文学这一有力的自我“发声”途径。这一阶段的作品并不多，主要作家有陈英雄、曾月娥、尤霸士·挠给赫(田敏忠)等。1962年4月排湾族陈英雄在《联合报》副刊首发《山村》一文，学界一般都将此作为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开端，有着里程碑般的意义。[③]因为这是台湾少数民族以“第一人称”的主体身分首次发声，而之前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中，少数民族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身分出现在“他者”的视线中。 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陈英雄创作中呈现出的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多重向度值得深入解析。 20世纪60年代，陈英雄陆续在《军中文艺》月刊、《青年战士报》“副刊”发表散文和新诗作品，还先后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有关排湾族的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等系列文章，同时也在《文坛》月刊发表了短篇小说《域外梦痕》。1971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作品集《域外梦痕》，收入“人人文库”。从《域外梦痕》收入的十篇文章来看，《巴朗酋长》、《太阳公主》、《迎亲记》、《地底村》、《排湾族之恋》、《旋风酋长》和《雏鸟泪》等7篇文章主要是介绍、反映排湾族传统文化。其中《巴朗酋长》、《太阳公主》、《迎亲记》、《地底村》4篇冠以副标题“排湾族神话故事”，在故事的开篇他写到：“曾几何时，听故事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母亲也老了，可是那段温馨的回忆，却益加鲜丽地萦绕心头。因此，当我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便立志要将它们写出来，不计好坏，我要为保存排湾族仅存不多的传说而尽一点心力。”[④]从中可见其所抱持的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排湾族艰难的族群兴衰史、神圣的太阳神崇拜和神秘的“哈斯术”、严格的巴拉库湾制度、盛大的五年祭典以及部落日常的狩猎、耕作、征战、歌舞……这些族群经验都被陈英雄融入作品中，排湾族崇尚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也透过文字传递给读者。 《高山温情》、《觉醒》、《域外梦痕》等少数几篇文章则不同，作者似乎放弃了排湾族的主体写作立场，将传统部落社会描写成原始、封闭、落后、蛮荒的景象。譬如描写山中的排湾族部落：“抗战胜利后，台湾已经光复;可是东台湾山地上的部落里，依旧过着被隔绝了的原始生活。”[⑤] “从大溪站起，要步行四五个小时，翻越两重大山，渡涉数不清的山溪，才能到达土坂村。沿途悬崖峭壁、深涧巨壑，山径崎岖，古木参天，远近时闻虫鸣兽嗥，令人有如深入蛮荒之感。”[⑥] 外来的汉族往往被塑造成拯救者、庇护者形象。《高山温情》讲述了酋长的儿子卡拉拜在下山易货交易的过程中误将国军认作日本兵，慌乱躲避中跌下山崖摔成重伤，被国军救治的故事。文章塑造了国民党官兵爱民助民，勇敢亲切的形象。“年逝如水，如今一晃就是二十余年过去了。卡拉拜每每想起那时情景，心中总有着无限的谢意;林排长虽然走了，但他爱民助民的热忱，却永远温暖着每一个山胞们的心。”[⑦]《域外梦痕》中在山地村落任职的村干事陈亚夫和排湾族少女露亚娜两情相悦，却被“卑鄙、凶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排湾族青年乌六设计陷害,露亚娜在危急时刻舍身相救,不幸跌入神池香消玉殒。这样的情节设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持的创作立场。 对于本族文化，陈英雄在依恋与传扬的同时也有审视和批判，而对于平地文明，则更多的是迎合与向往。所以在《域外梦痕》的后记中，陈英雄用一种谦卑的口吻和心态谈到：“对于一个出生在文化落后的山地人来说，写作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愿先进们多多惠予教正，使自由中国文艺的光辉，能藉着我的秃笔，照耀到文化落后的山地里去。”[⑧]这篇后记其后也招致外界广为批判，例如彭瑞金指出：“由于他的作品放弃了原住民或排湾族人文化的主体性，接受汉文化的价值权，若论及反映原住民社会、文化价值的正面、积极性，反而远远不如那些不具歧视性的、善意的非原住民作家的作品。”[⑨] 今天看来，以陈英雄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的写作或许会有主动地迎合主流汉族社会价值观的嫌疑，究其原因，是有着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的。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落后的经济方式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几乎就等同于落后的文化，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汉族主流价值观对少数民族山地文化传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当局极力推行“山地平地化”的同化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都遭受严重的破坏。无处逃避同时又满怀期待的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试着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竭力适应现代文明。因此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族群文化认同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消极的、负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