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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名于“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伍略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影响，早期创作严格遵循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文学路线方针。“在毛泽东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被极大地简化：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达到自身目标可能选择的手段之一。这样，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始，中国文学创作、文学运动，不仅要求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的政治形势、政治任务相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在具体工作步调上，要求与政治的完全结合。”[15]入选《新生活的光辉》一书的三篇小说，都表现出其写作主题明显肩负着当时的政治任务。《小燕子》主要描写挖娄山关隧道的工人阶级，作家深入体验生活，文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整天整夜下着雨的天气，工棚外的便道简直寸步能行，一走就会两脚烂泥浆，可是工人们的出勤率仍然和晴天时一样，他们相信：“我们不但能改造地形，还能改造气候;在秦岭，我们开山放炮，把天气也冲好了，雪就少落啦!”[16] 《夜渡无人》写于1958年12月，当年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小说正是为配合大炼钢铁的运动形势而创作。“炼钢炼铁，这是国家大事，谁都有一份儿……”[17]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公社村庄。在苗族姆磅大妈的描述中，炼钢炼铁具有社会主义新生活蓬勃乐观的风貌，老伴米莫老头因为被照顾安排在渡口摆渡而参加不了大炼钢铁运动而沮丧，老两口甚至因为争抢报名而生气。小说主要突出了作为烈士家属的一对苗族老夫妇积极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这是符合当时要写新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生活的创作要求。 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进入80年代的中国文学先后进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阶段。文学回归到“人”本身，开始重新关注个体的日常情感、生活遭际和人生命运，开始反思、审视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当中国当代作家开始获得比较“自由”的写作环境，来表达他们自身、他们对世界的体验时，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的潜在特征，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18]。《虎年纪事》中奶奶在遭遇洛里乔失踪、儿子儿媳妇去世这样沉痛的打击之后，还是坚强地承担起了抚养两个孙子的重任。洛里乔被送至医院接受测谎仪的测验，奶奶冒着酷暑佝偻着身子走了五十多里山路来看他。在测谎实验中从未表现出异样感情的洛里乔在“我”送别奶奶后，“眼泪不断地涌出，随后就禁不住放声嚎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着床铺，悲恸欲绝。”[19]这种压抑的情感表达，其实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倾诉，倾诉时代、历史对个人造成的创伤。普通人在大时代的裹挟之下，不得不经受各种伤痛和灾难，这样的伤痛记忆来自于作家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 除了对个体遭遇的关照之外，伍略还深切思考、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创作《虎年纪事》时，伍略已年近六旬，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所经历过的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所以书中会用一种调侃甚至戏谑的语调来叙述当年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四清”运动。关于“四清”运动最后的结局，作家也有一个总结：“这场运动从整体的目标、策划，方法、步骤等等来看不可谓不明确，也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不知何故，这场以大兵团作战方式的运动却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倘若换一种说法，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开头气势汹汹，中间狠斗狠批，末尾不了了之。’这是从运动本身来说，倘若从干部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有他们的说法，那就是用三出戏来组成的一句话：开头是《洪洞县》、中间是《三岔口》、末尾是《将相和》。不过话又说回来，勿论那开头、中间如何，但末尾毕竟是《将相和》了，所以吃亏的仍然是老百姓，比如像洛里乔这样的人物就成了这祭坛下的牺牲。”[20]这样的认知，是在阅尽世事之后所做的历史性的思考，当初曾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到一次次的运动中的个体，最后自己却成为了“牺牲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没有义愤填膺的控诉，只有冷静的反省与体悟，这使得作品获得了一种主体性意义上的自觉。 与“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相类似，伍略也试图通过文学书写，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反思历史，发掘、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虎年纪事》应当算是这种精神发掘、重建的代表作。对苗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观照为伍略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支撑点，其苗族主体性意识也在这一寻找、重建过程中慢慢确立。其后，伍略积极参与到为苗族始祖蚩尤正名等社会热点事件中，并开始着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涿鹿大战》。然而，只写了二十万字，就阖然长逝。重读他的作品，依稀可见少数民族作家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探索与教训之后，试图寻找一种独特的民族叙事的努力，这种努力带有普遍的意义，折射出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中自我纠错、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信心与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