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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合”的态势 如果将李洱迄今为止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阅读(15)，不难发现其中存在某种“连贯性”。“没有《饶舌的哑巴》，就没有《午后的诗学》，就没有《花腔》，它们也是衍生关系。我总是想在后面的小说中，把前面写作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往前推进一点，尽量丰富一点。”(16)李洱关于自己创作具有相互关联的解读，为人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其小说带来了某种视角。而事实上，从李洱具体作品主人公身份、经验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中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把握李洱小说创作的内在轨迹，进而呈现其发展过程，笔者使用“综合”一词。首先，就观念而言，“综合”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经验的反思、重组与适当的展开。由于对当代小说特别是先锋派小说创作经验和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处境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李洱强调写作的精神高度与心智的成熟。“对这一代写作者来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应该是精神生长的过程”，写作“依靠的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内心世界的省悟、把握、追问”。(17)值得指出的是，李洱的上述言论是建立在对“个人性写作”、“现代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同时也包含李洱个人经验、创作观念及理想追求的有效展开。李洱小说的“难度”源于此，其具体写作难于归类、风格即主题的特质也源于此。其次，就写作而言，“综合”是李洱小说技法的一种描述。如果以反讽为突出标志的叙事策略本身就会在处理复杂文本情境时，以带有张力的叙述使小说的结构得到平衡，那么，所谓因有效的命名方式及穿透力、准确性的追求而产生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也确然构成了李洱小说的“综合”性特征。作为一个带有思辨精神的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个创作上的理想主义者，李洱调动一切资源、储备力求让自己的文字准确、深刻，其小说技法、叙事风格的构成方式恰恰是一种分解式、碎片式的“综合”。最后，就写作道路而言，“综合”涵盖了李洱小说的发展趋势，此时，“综合”是一种包含前后有机联系的“扬弃”，而非简单的、表面化意义上的“转型”与“超越”。从《花腔》到《石榴树上结樱桃》，世纪初李洱的小说创作开始围绕长篇形式展开，显然与以往想法的衍生、经验的累积以及创作本身内在的转换机制密不可分。从《花腔》将专业知识、新闻、回忆录和历史考据等引入叙事，贡献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从《石榴树上结樱桃》转向乡土中国，通过“选举”将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聚合在一起，但其在“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嫁接”与“扭结”过程，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立场与拼贴之后的“悲喜剧”风格，李洱小说的神髓未变，他只是在延伸、拓展中增添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并以“综合”的方式为其小说增添了历史与现实的厚度与广度。 当然，比较而言，《花腔》为了要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才选择了正文和副本构成、附本对正文进行解释的独特形式。以“花腔”命名探寻的历史，本身就包含了将历史叙述看作花言巧语、一堆谎言的寓意；就具体唱法和效果来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功夫，是学不来的”，它虽声若驴叫，但能一咏三叹、抖来抖去。“花腔”在言说过程中的故弄玄虚和演唱过程中的有意装饰、失真与技巧并存，使其在欣赏与接受过程中成为历史叙事学本质的生动写照。相对于苦心孤诣的考据、探寻事实真相，戏谑的“花腔”才是历史修辞及传播时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一点，在小说反复解释、补充但仍在叙述、文字记录上错误百出，和演绎“爱的辩证法”即所有关心知识分子葛任、希望采取种种办法将其放走但最后又必须将其置于死地的书写中，产生了引人深思、感人至深的阅读效果。与《花腔》相比，《石榴树上结樱桃》追求的是“现实的真实”。在手机、英语学习、全球化等等已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前提下，传统乡土价值体系在后现代语境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实生活使原本可以转化为事实的意愿变成了类似“颠倒话”式的不伦不类、事与愿违或是种瓜得豆。通过生活发生“石榴树上结樱桃”般的“颠倒”，往日的乡土想象、原乡神话皆已悄然远逝，这一过程虽貌似一幕“悲喜剧”或是“轻喜剧”，但注定会使许多亲历者感受到精神、价值蜕变的痛苦，然而，它又是当代乡土步入现代化进程必然要经历的。总之，客观来看，长篇《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都适度“综合”了李洱以往中短篇的叙事经验(其中，除本节开篇处列举的作品外，中篇《遗忘》的写作也是为《花腔》做准备的；而像《石榴树上结樱桃》的经验在我看来应当与《光和影》《故乡》的写作实践有关；而如果着眼于“先锋性”、“反讽”等角度，两者又可以统一在一起)，并不同程度张扬了后革命或是后冷战时期的文化思绪，通过它们，李洱会发现小说的叙事空间仍没有穷尽。对于创作关于历史、现实、未来三部长篇的写作理想(18)，李洱还远没有完成，这不由得使我们对其更为“综合”的写作态势充满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