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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了整体呈现李洱小说的特质，本文采取综论的形式，依次阐释李洱小说的写作立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的人物形象，以反讽为突出特征的叙事策略和“综合”式的发展走势，最后以“诗性”回应李洱小说的“难度”，形成开放式的研究特点。李洱小说的历史构成、艺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也在此过程中得到集中的展现。 【关 键 词】：李洱/小说/“午后”/辩证综合 【作者简介】：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 自登临文坛之日起，“难度”就一直是李洱小说的重要标志。“对于我来说，难度是我的写作动力，是对自己的挑战。取消了难度，我无法写作，写作的乐趣没有了。”①“难度”是李洱小说的理想追求，是众多读者阅读其小说后的普遍感受，同时也是专业读者需要面对的难题。在此前提下，本文以“综论”的形式评述李洱的小说就容易成为一次文字的冒险。但如果将“难度”视为一种历史的沉积，即它是由李洱的创作史和面对的时代、文学代际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等构成的，那么，“综论”又自有其客观意义上的合理之处。至少，它可以尽量呈现李洱小说的历史构成及其丰富性。 一 “午后”的立场 在《写作的诫命》中，李洱曾谈及自己的创作：“午后，这是暧昧的时刻……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为午后的写作。”之后，李洱又结合加缪的“正午的思想”，指出“悲观与虚无，极权与暴力，在午后的阳光下，不仅仅是反对的对象，也是一种分析的对象。一旦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满着更复杂、更多维的东西。午后的写作也由此区别于正午的写作。在幽昧的日常生活中，面对丑和平庸，写作者的精神素质会受到根本的衡量，写作者严格的自我训练再次显示出了必要和意义”②。由于和“正午”进行比较，我们不难体味到“午后”隐含的价值判断：“午后”告别了“崇高的悲剧”，进入了暧昧、平庸的日常生活；“午后”是当下写作的写照，它充满怀疑、矛盾直至分裂与背离，衡量着写作者的积累、素养和能力，而其具体的写作也必将呈现出“开放的状态”。 发表于《大家》1998年第2期上的中篇《午后的诗学》使“午后”一词得以名至实归。从一开始，写小说的“我”和诗人费边关于彼此初次见面时情景再现的大相径庭，就预示了这是一个记忆无法确定的故事：同样是费边朗诵了诗，但时间、地点、内容、氛围的迥然有别已决定了不一样的结果。进入90年代，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们聚会谈论的话题大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每当此时，费边总会表现出善于“分析”、“观察”和“判断”的一面，他要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要么随口说出带有哲理、诗性的精彩句子，比如“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和“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现实生活的平庸、乏味和悲剧性的结局。阅读《午后的诗学》，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下生活的虚无感和失败感。费边写诗，也愿意和人雄辩，他清晰地记得叶芝的诗“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雄辩，和自己雄辩，产生的是诗”。但他的生活空有诗的外壳，早已丧失了内在的诗意。这种境遇，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日常生活状态的折射，是“午后”立场的有力注脚：此时，费边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已不再具有同一性，他虽可以通过经典语言、诗句的援引和仿造产生雄辩的气势，但在华美、庄严、深刻的语言表层之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哲思警句、“诗学话语”隐含的固有价值体系已然蜕变，主体思辨精神和行动能力之间也由此错位并使生活充满焦虑。然而，这一切又是真实的并负载着当下写作的意义，除了呈现当下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之外，创作本身也从往日俯视芸芸众生回归到生活之中，此时，如何完成日常生活与文字创作之间的转换，进而凸显排芜去蔓、细节真实、穿越表象的能力，自然也成为摆在当代小说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按照李洱后来的解释，即“我所理解的‘午后’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的意思，或者是后极权的意思。类似于哈维尔所讲的，在午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靠某种惯性向前滑动。那种朝气蓬勃的，对生活有巨大解释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一种复制的，慵懒的，失去了创造力的时光”③。“午后”还包含着如何向历史敞开等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午后的诗学》之外，《现场》《国道》隐含着重大题材；《错误》《遭遇》《秩序的调换》等呈现了重复、恐惧、了无生机的生活状态，“午后”的立场反思了以往创作激情、悬浮以及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性，力图以嵌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书写当代生活，价值模糊、风格暧昧甚至叙述上的“有始无终”等，都成为其外在的重要表征，而由此言及后现代、零散化、新历史等手法也同样不再让人感到意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