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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的形象” 李洱的小说主要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以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探索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题。纵观李洱的创作，即使是那些讲述历史、面向乡土的故事如《光和影》《故乡》《鬼子进村》《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其主人公形象仍然无法摆脱知识分子的面貌及李洱本人习惯的介入视角。结合作家的成长史可知，“基本形象”的确立首先取决于李洱的生活经历。李洱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专业作家，对校园生活、知识分子的知与行十分熟悉。他生动真实地刻画了孙良、华林、吴之刚等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弟子，还有兼为诗人的费边和他的朋友，进而深入其情感世界、私人生活。他不时于小说中闪现“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层次越高，会议的学术品位就越低”(《夜游图书馆》)；“虽然顾氏已经脱离学术界多年，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学术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只有纸上谈兵，才能够抵达学术的前沿”(《黝亮》)等既具调侃性、又富辩证性的句子，显然与其专业身份、从业经验有关。当然，如果从创作主体着眼，“知识分子”对于李洱的意义又是“多重”的。正如他可以在随笔、访谈中如数家珍地谈论加缪、库切、卡佛、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作家的创作，可以准确回顾当代小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发展过程，并指出当下小说创作的症结所在④，丰厚的知识储备和阅读经验可以使其不断在创作中流露出睿智、幽默、略带狡黠的气质。他以真实的知识和虚构的力量，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叙事、刻绘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以及复杂的生活图景，知识分子的书写和书写知识分子既是其小说的前提，也是其具体展开时基本的形象、主题与手段。 在成名作《导师死了》(《收获》1993年第4期)中，李洱塑造了一位孜孜以求、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吴之刚教授。作为“我”的导师，吴之刚教授善良、单纯、敏感、脆弱，无力面对琐碎而世俗的生活、摆脱婚姻的困境。出于知识分子的面子与尊严，他只是以谎言和逃避回应妻子的私通……从某种意义上说，《导师死了》全面改写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题材所包含的正义、向上以及固有的启蒙价值，同时，也为李洱“后来的写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李洱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本主题，比如日常生活，性与权力，知识分子的话语生活，等等，都由此而来”⑤。 鉴于李洱的小说是以知识分子的书写揭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所以，当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无所有、无所依傍，陷入荒谬与恐惧时，小说家自身也必将经历灵魂的解剖。为此，李洱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有底线的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者总在寻找意义，他观察、游移、体认并试图说出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怀疑主义者的价值观就孕育在他所说出的那种差异之中。……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知识的缝隙之中，时刻体验着知识和文化的差异、纠葛，并在那时空、缝隙、差异和纠葛中探寻意义和意义的依据。”⑥秉持怀疑的态度，李洱的小说从容地卸下了道德评判之重，在日常生活的低空中飞翔，且每一次捕捉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示：像《夜游图书馆》是以三个人文知识分子夜晚到图书馆偷书的情节，再现当代之孔乙己只是为了体验“这里到处都是真理”的过程；像《喑哑的声音》中的孙良老师解释自己好久没写东西的原因不是无东西可写，而是发现自己要写的别人都写过了；像《葬礼》中的华林教授写给自己初恋情人的安慰，不过是由两位文学大师的文字拼贴而成，但他依然沾沾自喜并充满想象……李洱当然同样怀疑过自己小说的目的和意义，也因此需要常常面对写作的困惑，但他在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世界的同时，也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的怀疑，这种辩证、反思的思维使其小说形象与主题呈现出序列式的结构，而协调上述序列结构的力量正在于一种“矛盾的修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