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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传统文献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多是通过教材形式来体现的。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文献学理论教材。无论是通史和总论性教材，还是目录、校勘、辑佚、辨伪之学的专门教材，都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程千帆、徐有福《校雠广义》、孙钦善《中国古典文献学史》、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 随着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发展，旧有文献学格局也在继承传统中日益出现了新的变化。目录、校勘、音韵、训诂等学术方式，呈现了新的形态，出现了新的增长点。如目录学的“即类求书”，在新时期也达到了极致。根据目录，将同类资料进行竭泽而渔的网罗，全面掌握史料，对于清代以前的文献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可行；辑佚学曾被视为传统治学中最见功力的学问之一，非博学鸿儒之士不敢问津，而如今借助电子文献的检索功能，辑佚成为普通研究者易于从事的工作，假以时日，许多历史上的存目佚书可望辑录成书；与突出的校注成果相适应，成立“注释学”的呼声也开始引起重视；随着古典文学文言诗、词、文的白话翻译，以及因对外交流而出现的古典文献翻译，古典文献的“译介学”亦有望形成。 新时期以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不断发展的开放特点。考证是文献研究的传统方法，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的会通性考证成果显著，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为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其特点在以综合的整体把握思路，将可靠的证据进行有逻辑联系的推衍论证。由此，人们对考证方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正如傅璇琮所言：“资料的考证往往与作家作品的整个思想发展，与某一时期文艺观念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交叉联系。而考证，从治学路数来说，并非只是所谓饾饤之学，实是一种细密、清晰的理性思考，没有对某一学科有整体的把握和考察，没有具备一种综合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工作程序的。”(18)考证性文章的增多，与文献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加以新材料的发现，为考证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简便多样的检索方法，以及理论、方法支撑，使得人们能更容易从宏观的角度、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审视具体的文学文献问题。由于立场、对象、视野和视角的变化，研究结果自然不同以往。 叙录与综述作为重要的文献研究方式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两种文献方法的广泛运用，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学术的概貌和动向。叙录主要针对著作而言，代表性的论著有万曼《唐集叙录》、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和《宋人别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金开诚和葛兆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等。 综述是指作者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完成的成果。因其对资料搜集、处理的完备和条理，成为新时期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一般出现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如世纪之交、改革开放三十年及部分作家的诞生和作品发表时间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学术出版的形式。世纪之交，各种学术期刊在不同程度上发表了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有些刊物专门开辟了“百年学术”、“学术史回眸”等专栏；另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等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对学术史资料进行了梳理。二是学术会议的形式。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些学术会议都把回顾与反思作为议题。如1996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研讨会”，2005年在重庆召开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2008年在开封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2009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学术讨论会”等。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献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增长点：一是域外文献和域内少数民族文献的纳入，扩大了研究范围；二是古籍数据化，目录学逐渐电子化，传统的校勘、辑佚等文献研究方法相应有了新的发展；三是文献资源的系统化、规模化，原本单兵作战的文献工作，借助于计算机，有可能实现整合。 进入21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过于追求理论和方法的倾向有所变化，开始向传统文献研究回归。许多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由于充分占有材料越来越简便，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方法也更为多样，“由过去的那种单纯追求艺术感受逐渐演变成对中国文化历史感的总体把握，就是强调综合性；另一个变化就是由过去单纯地追求理论，慢慢地开始向传统文献回归”。(19)综合的历史的文献研究方法为许多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以史带论而非以论代史成为大多数学者撰写论著的选择。回归传统、重视传统文献研究的优秀遗产，并在时代变革中寻求文献研究的最佳路径，成为新时代学者们的自觉追求与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