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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代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其真实身份曾被解读为青楼女子，金代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骨子里也是把莺莺作为青楼女子看待的。《红楼梦》宝黛眼中的《西厢记》，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才子佳人”眼中的《西厢记》，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格调。明代中篇传奇小说聚焦于《西厢记》“密约偷期”的情节，把《西厢记》当做“才子”勾引“佳人”的媒介或催化剂，《西厢记》的“淫书”品格由此确定；《红楼梦》聚焦于《西厢记》“落红成阵”的意象和诗的意境，将它与青春凋谢的悲剧联系在一起，《西厢记》被成功地塑造为感情生活的经典。《西厢记》的复杂身世及其所呈现的多重面相，提示我们，读者的高下也会影响作品的品位，一个杰出的读者，其重要性可与作者相提并论。 【关键词】莺莺传／董西厢／西厢记／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红楼梦 【作者简介】陈文新（１９５７－），男，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研究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上承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下启明清以后爱情题材的小说、戏曲，其重要性不同寻常。在明清时期的大量中篇传奇小说和“世情书”中，《西厢记》被奉为“淫书”宝典；《红楼梦》则以《西厢记》为爱情经典，并借助于《西厢记》来塑造宝黛的形象。一部作品的经历如此复杂，面相如此丰富，不仅表明《西厢记》内涵的多重性，也提示我们充分关注读者的影响力。一部经典的形成，作者的贡献当然不容忽略，读者的参与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崔莺莺的表面身份与实际身份：从《莺莺传》到《董西厢》 《西厢记》故事的源头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唐人传奇是在唐德宗到唐宪宗年间发展到鼎盛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爱情题材的作品骤然勃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谈到唐人传奇时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①这类“风流”故事让当时的一大批文人如痴如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了整个社会“崇尚文辞、矜诩风流”的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进士阶层自身的好尚相关，他们“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途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②。迷恋“风流”，沉酣于红香翠软之中，不期而然就多了几分浪漫色彩与豪迈气度，为人为文，都追求一种潇洒热烈的境界。沈既济《任氏传》、许尧佐《柳氏传》、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蒋防《霍小玉传》、沈亚之《湘中怨解》、李朝威《柳毅传》、佚名《韦安道》以及《玄怪录·崔书生》等，均为有声有色的爱情名篇。 元稹的《莺莺传》旨在写一种婚姻之外的两性交往。传奇中的张生被定格为“多春思”的“风流才子”，他追求的是“物之尤者”，是不同寻常的美色，因此长到二十三岁，还从来没有对青年女性动过心。莺莺的美丽使他“惊”，使他“惑”，使他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初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红娘劝张生“因其德而求娶”，他等不及，说是倘若“三数月间”不能与莺莺结合，他就会因缠绵的相思而死去。他选择了“非礼”的途径来获得莺莺。正是这一选择，使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成为韵事而不是婚姻的过渡或附属。 从表面上看，《莺莺传》赋予莺莺的是名门闺秀的身份：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传奇由此出发，着力写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初见张生，“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③，矜持得近乎傲慢。她的丫环也告诉张生：“崔（莺莺）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所以，当她内心已爱上张生，还用“待月西厢下”的诗简约张生私会，而张生如约来到西厢时，她并没有顺着感情的引导当即投入张生的怀抱。理智提醒她，这有失名门闺秀的身份。在理智的指导下，她显得比平时更为庄重。她随即把张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叫他死了企图通过“非礼”手段获得自己的用心。义正词严，用大帽子压人，其实是她自己怕有失身份。 但《莺莺传》中的莺莺最终并没有做到“以礼定情”。如红娘所说，莺莺感情太丰富了，“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由于这样一种性格，她很容易被张生的“喻情诗”所打动。就在“赖简”后没几天，她终于克制不住对张生的爱慕而与他私下结合了，“曩时端庄，不复同矣”。至此，一桩韵事大功告成。 婚前的私下结合，使崔莺莺的真实身份在后世读者那里引起了不少猜测，或者说，后世对她的大家闺秀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从《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入手，经过对“会真”之意的考察，认定莺莺的真实身份实为“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甚至是青楼女子④。《莺莺传》中的莺莺是否就是青楼女子，读者没有必要寻求确切的答案。但有个事实不容忽略，即：金代董解元采用《莺莺传》的题材作《西厢记》诸宫调，尽管表面上仍称莺莺为大家闺秀，但骨子里是把她作为青楼女子看待的，或者说，董解元心目中的莺莺实为青楼女子。董解元在给他的作品定位时，强调了两点：一，董解元本人是一个活跃于秦楼楚馆的才子；二，《董西厢》所设定的听众、观众或读者首先是“浪儿”，即流连于秦楼楚馆的狎客。“才子”为“浪儿”写作，他们共同的兴奋点是秦楼楚馆，是“倚翠偷期”，是“旖旎风流”。由此可见，董解元可能已把《莺莺传》中的莺莺视为青楼女子，《董西厢》只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既然莺莺实际上被定位为青楼女子，《董西厢》在写张生与她的交往时，便将张生写成无所顾忌也不需要顾忌的“狂生”。莺莺初见张生，“羞婉而入”，张生见了，“胆狂心醉”，“便胡作”，“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户”。如果莺莺是大家闺秀，这方式就显然不合适。一天晚上，张生听见莺莺在窗外叹气，“火急推开门月下觑，见莺莺独自，明月窗前，走来根底，抱定款惜轻怜”。（卷四）虽然最后弄清是错抱了红娘，但假定是莺莺，张生也绝不会畏缩。在这样一种视莺莺为妓女的视角中，《董西厢》写张生与莺莺的结合，着意渲染，不乏色情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